编者按：2025年，《中国农村经济》迎来创刊40周年。光华流转，《中国农村经济》秉承“追求卓越，砥砺前行；学术为本，观照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办刊理念，突出“理论探讨性、政策指导性、现实针对性、预测前瞻性”的办刊特色，紧跟时代前沿，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出一大批研究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对40年来“三农”改革发展中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做出规律探索，为党和国家“三农”领域的重大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四十芳华路，逐梦启新程。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与《中国农村经济》相伴同行，在中国“三农”研究学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编辑部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的编委、审稿专家、作者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周年之际，为总结办刊经验、讲述办刊故事、弘扬学术精神，编辑部向部分专家学者代表邀约并在公众号上推出一批回忆文章，主题为“我与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既是期刊名称，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更是中国农村经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

我与《中国农村经济》：交往与期盼

李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9年6月至2015年8月先后担任《中国农村经济》副主编、主编，自2015年9月起担任《中国农村经济》编委。

《中国农村经济》为庆祝创刊40周年，策划了“我与中国农村经济”的活动，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代表说说自己和“中国农村经济”的故事。四十不惑，《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在这个节点上策划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下面，我从交往和期盼两个方面谈谈。

一、交往

（一）作为读者的交往

从期刊看，《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年；但从刊物主办方和其编辑部情况看，办学术刊物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会刊《农业经济问题》最初5年（1980-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主办。鉴于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挂靠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了便于管理，经友好协商，《农业经济问题》从1985年第1期开始，主办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调整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创办了《中国农村经济》，所内原《农业经济问题》编辑部更名为《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原来编辑出版《农业经济问题》的老师们转为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经济》。这些工作具有很强的连贯性，所以，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其编辑部办学术刊物时间要更长一些这一点是值得强调的。

我从1980年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刊物的读者。我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刊物的结缘，来自大学老师的建议。1980年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后，专业课老师给出了几本应特别关注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在他所建议的要特别关注的刊物之列。几十年来，我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刊物的读者，通过对这些刊物的阅读来把握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研究前沿，了解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实践，甄别现实问题产生的原因。1985年初薛暮桥先生为祝贺《中国农村经济》创刊而撰写的《祝贺〈中国农村经济〉创刊》给了我很重要的启发。薛暮桥先生在贺词中指出：我国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分工分业趋势，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其中，耕地逐渐向种田能手集中，不少农民转向牧业、渔业、林业、副业等专业生产，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入乡镇工业、运输、建筑、商业和各种服务业，乡镇经济开始重新繁荣起来。对于这一转变的深远意义，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薛暮桥，1985）。其实，这些新变化在1984年底尚为星星之火，薛暮桥先生深信它们会呈现出燎原之势。这种观察和判定我国农村新变化的观点，使我几十年来不受现实中已呈现颓势却仍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的干扰，一直保持着关心我国农村具有成长性的新变化的兴趣。

（二）作为编辑的交往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经济研究所（当时为林业部林业经济研究所，1982年3月开始的机构改革将林业经济研究所的隶属关系由林业部转回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从事《林业经济》编辑工作。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刊物的编辑部是我曾经拜访过的两个编辑部之一。老编辑的赐教使我懂得了一名编辑对待每篇来稿在角色上要经历三次变化的道理。一是读者，要认认真真地读懂来稿。弄清作者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和主要观点或结论。二是评者，要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对来稿的学术价值和不足，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要做好这项工作，编辑除了看稿件外，还要广泛猎取各方面知识，使自己具有厚积薄发的能力。三是编者，要仔仔细细地把来稿里的学术价值凸现出来，把存在的瑕疵消除掉。简言之，一名称职的编辑，阅读的敏锐、评价的中肯和编辑的技巧，三者缺一不可。对编辑的素质要求，实际上也是对科研组织者的素质要求。就此而言，老编辑的教诲使我受用了几十年。

（三）作为作者的交往

1986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后，我开始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作者，在《中国农村经济》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作为作者，感受比较深的是编辑和作者之间交流状况的变化。最初，作为作者投稿后，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既没有录用通知也没有退稿通知，编辑按照自己的认知修改和删减稿件，编辑与作者之间没有交流。孙昌金和我合作、刊发在《中国农村经济》1987年第10期的文章《从崇义县的改革实践看南方集体林业的发展》就是这种情况。这篇调查报告描述了江西省崇义县林业改革引发的集体林产权结构的变化，分析了由此带来的林业对全县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变化，探讨了该县林改经验对南方集体林业建设的意义（孙昌金、李周）。编辑后的文章逻辑主线清晰、内容完整，但把我调查中的两个发现删掉了。

一个发现是农民对林业改革彻底与否的评价。农民心目中的林业改革不彻底，是指土改时分给他家的林地没有如数返还给他，而不是实行集体经济体制时期营造的集体林没有分给他们。他们认为集体林应该是集体的，他们当年造林时拿了工分和补助，现在不能再分集体林。这和工人拿了工资不能再分工厂是一个道理。另一个发现是农民处理属于自己的采伐权的智慧。木材采伐具有规模经济，每家每户每年都采伐一点木材的做法是不适宜的。于是，在南方木材市场开放的第一年（1985年）出现了农户之间的采伐券交易，直至分到每家每户的采伐券集中到村里一个农户手里。全村采伐券集中到一个农户手中既费时又劳神，第二年（1986年）采伐券不再分到每家每户，而是以抓阄方式决定采伐权归属。抓阄得到采伐权的农户把木材销售出去以后，要按每立方木40元的数额拿出一笔钱来分给其他农户，这个40元是由第一年采伐券交易所形成的采伐权价格决定的。由此可见，第一年的采伐券交易为第二年采用抓阄办法奠定了基础，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然而，抓阄得到采伐权的农户，其林地不一定在路边，若不在路边，农户为了采伐要修较长的运材道，且因运材道经过其他农户的林地、需砍掉运材道上其他农户林地上的林木而要同相关农户协商，既不经济，也不容易。农户们决定在1987年以后按照农户承包的林地与路边的距离的顺序安排采伐权后采伐券的归属，先把村里的采伐权或采伐券全部交给林地在路边的农户，既减少修运材道的费用，又免去同其他农户协商的环节。今后每年新修的运材道沿着已有运材道逐年向林区内部延伸。遗憾的是，1987年国家关闭了南方集体林区木材市场，不再向农户发放采伐券，农民的决定未能付诸实施。在原文中，我以此说明政策稳定的重要性。编辑为突出林改所造成的南方集体林区林权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把与之无关的内容删去，肯定有道理。但我和合作者把调查中的两个发现放入调查报告中，也有道理。假如作者和编辑之间有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双方认知上的差异是有可能协调的。如果作者文责自负演化为编者编责自负，最大的好处是提高编辑的责任心，但也可能出现偏差。这种偏差主要缘于作者未把重要内容凸显出来，但也可能是由于编辑按照自己的逻辑来概括文章重点。

编辑和作者的交流机制随着交流便利性的提高逐渐完善。最初的交流集中在表述准确性上，主要解决作者词不达意和文字表述有歧义等问题。现在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深入到发掘文章质量潜力上，包括主题更突出、观点更鲜明、逻辑更严谨、结构更合理、内容更完整、论述更规范等方面，其中也包括一些编辑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

另一件印象颇深的事情是发表与叶兴庆同志商榷的文章。我撰写《农业比较利益、农业补贴与农业本质问题——与叶兴庆同志商榷》时，并没有看到叶兴庆的《论我国农业问题的本质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这个副标题是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李庆曾同志为活跃学术气氛、倡导学术争鸣加上去的。否则，按照当时的出版周期，这两篇文章不可能一篇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10期，另一篇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11期。

可以分享的还有我为评估《中国农村经济》做的一次试验。我把两篇主题和质量都很相近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和另一本刊物上，无论引用次数还是下载次数都有明显的不同。这表明：一个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仅取决于作者论文的质量，还取决于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四）作为管理者的交往

1998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村经济》成为我分管的工作之一。作为分管者，我为《中国农村经济》做了一些工作。一是营造对所有作者一视同仁的环境。有些作者为感谢编辑部为修改文章付出的艰辛劳动，愿意从自己的课题经费里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交给编辑部。鉴于这种行为有可能对营造所有作者一视同仁的环境造成潜移默化的冲击，我向编辑部提出了不准收取作者主动给予的资金的明确要求。二是倡导刊物要像自然科学学术刊物那样实行编委评审制度，构建编委和编辑互动机制。受路径依赖的影响，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及时响应，刊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停留在由编辑负责对文章进行精雕细琢的阶段。三是倡导编辑对处理的稿件写出评审意见，并把它作为提升编辑学术素养的措施。四是解决一些特定问题，例如刊物拖期问题。刊物正常运作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需要我这个分管者插手。

（五）作为评审者的交往

《中国农村经济》实行匿名评审制度后，我有幸成为匿名评审者。我做这项工作的感受是：稿件匿名评审不同于获奖成果评审，前者要讲修改意见，后者只讲获奖或不该获奖理由。稿件匿名评审与项目评审有类似之处，但需要评审者比在项目评审时更尽职，因为项目评审是一批人对一个项目公开的面对面交流，匿名评审是一个人对一篇文章背对背的交流。最重要的不同是，项目评审可以融合自己的认知和见解，匿名评审则不能受自己认知和自己风格的影响，要静下心来把作者的思路或理论逻辑梳理清楚，在维护作者风格、兼顾刊物风格的基础上，针对文章中可改进空间和瑕疵向作者提出建设性意见。做稿件匿名评审是一次向其他学者学习的机会，是一次同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是一件可以实现双赢的工作，是我乐意做的事情。

二、期盼

（一）作为读者的期盼

作为一个读者，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继续成为中国农经界的旗舰刊物，刊发的成果能体现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工具，能给读者带来教益和启迪；刊发文章中的新观点、新结论、新策略，能为繁荣中国农村经济和促进中国农村发展作出贡献。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坚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原则，不在意外部评估机构的评价，不被外部评估机构牵着鼻子走，更不主动迎合外部评价机构的偏好而去追求刊物影响因子。以只看文章数量指标不看文章内容的外部评估替代看文章内容兼顾文章数量指标的内部评估，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新的表现形式。这种以形式上的客观公正取代实质上的客观公正，是妨碍我国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风险因素。

（二）作为作者的期盼

作为一个作者，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秉承“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永远甘当广大学者攀登学术高峰的“云梯”。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全力维护选拔优秀文章、优秀人才最佳平台的社会认同，成为一流文章、一流人才向往之地。刊物具有教人写学术文章的功能，但不是教人写学术文章的场所，在功能基础上多迈一步就是谬误。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坚持勇于突破的学术导向，成为超越用中国数据验证国外方法阶段的排头兵。近些年来，学者们越来越追求稳健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在我看来，模型的稳健性是指：用特定地方、特定数据得出的结论，用其他地方类似数据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这种情形出现的次数越多，这个模型就越稳健。用自己的数据论证自己提出的模型的稳健性，没有实际意义。研究异质性旨在因异施策。例如，对于癌细胞，类型不同，用药不同；对于高血压，类型不同，用药不同。只给出异质性，不研究应对异质性的策略或方案，这种异质性研究没有实际意义。同理，把生产函数固定住，方能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的趋势，把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因素放进去，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越来越大的趋势就被抹杀掉了，所以，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函数的复杂性也没有实际意义。

（三）作为同事的期盼

作为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同事，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包容性，包容所有敢于质疑现有理论的探索者。没有质疑精神，对现有理论顶礼膜拜，就堵住了探索、发现和进步之路。新观点或新结论最初往往遭到反对。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天体代表着永恒的、神圣的、不变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太阳、月球、行星以及恒星都沿着圆形轨道围绕地球作匀速运动；阿波隆尼提出了本轮-均轮的概念，使地心说能够解释行星亮度的变化；公元2世纪，托勒密经过精心推敲，形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完整的宇宙模型。然而，哥白尼并没有被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权威专家所提出的“权威”结论唬住。他认为太阳位于中心且静止不动。他的观点最初并没有被大家接受，而被视为异端。这表明：学术需要沉淀，一个经济学理论被广泛认同往往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验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直至19世纪才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基石。

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具有敏锐性。优秀文章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的。等着优秀文章主动上门不行，盲目撒大网也不行。要发现优秀论文和优秀题材，既要认真把握攻关研究的总体状况，更要有发现优秀论文、优秀题材的敏锐性。优秀论文和优秀题材或多或少会流露出痕迹，期刊的敏锐性越强，捕捉到这种迹象的时间越早，率先得到优秀论文、优秀题材的概率就越大。

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前瞻性。对待科学问题和热点问题，要把重点放在具有前瞻性的科学问题上，兼顾社会热点问题；不宜把重点放在社会热点问题上，兼顾具有前瞻性的科学问题。对于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要把重点要放在学术研究上，兼顾政策研究；不宜把重点放在政策研究上，兼顾学术研究。对待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要特别关注因短期无法评估而往往被忽略的长期目标，不宜始终围绕着有考核任务的近期目标转。任何时候，都是绝大多数人随大流，做最快能见效的事情，为五斗米折腰。然而，最后获得颠覆性成就的决不是跟着跑的绝大多数研究者，而是不受近期目标干扰、执着地探索科学问题的少数人。倡导前瞻性，就是善待这些人。

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耐得住寂寞。学者耐不住寂寞只影响个人的学术水平。刊物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刊物耐不住寂寞，片面追求短期目标，会破坏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破坏知识的传承和积累，影响读者的认知和社会的进步。

编辑的敬业精神和学术素养是决定刊物质量的关键。作为一名同事，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的每一名编辑都把编辑工作视为一项崇高的事业，使自己有全力以赴地做好编辑工作和自觉地提升自己学术素养的动力；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的每一名编辑都把成为一个优秀的猎头作为工作目标，在评阅来稿中发现优秀人才，从媒体信息中发现重大创新，从社会交往中发现前沿题材；我期盼《中国农村经济》的每一名编辑的论文鉴别能力越来越高，文章编辑技巧越来越好，文字表达能力越来越强。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