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重点领域改革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权威专家贺《中国农村经济》创刊40周年

编者按：2025年，《中国农村经济》迎来创刊40周年。40年来，承蒙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期刊质量不断提高、国内外影响力持续提升，在引领学术创新、促进学术交流、培养学术人才以及推动中国“三农”改革与发展实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权威经济学期刊。在创刊40周年之际，特邀部分在本刊担任两届以上顾问或编委的权威专家开展笔谈，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改革发展实践变迁和相关领域研究演进作出回顾与前瞻，以示纪念。谨向关心和支持本刊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本刊将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开拓创新，进一步提升办刊质量，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特点

陈锡文

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变化及相关研究态势

李培林

新科技革命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

蔡   昉

浅议乡村振兴主体

张晓山

如何看待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

魏后凯

城乡二元与城乡融合发展

黄祖辉

《中国农村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发展

黄季焜

新科技革命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

作者介绍：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自1996年第1期起历任《中国农村经济》编委、顾问。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1期（点击可查看当期目次和摘要）

2024年11月5日，习近平在湖北省嘉鱼县考察时强调：“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应用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提高农业良种化、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和竞争力，是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重要精神的组成部分，也为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提出了重要课题。

《中国农村经济》在40年的办刊历程中，围绕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刊发高质量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学、农村发展学等学科的进展，始终刊发学科建设的前沿成果，也对政策研究和建言资政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期的日益临近，加强对相关领域研究的引领越发紧迫。本文中，笔者拟抛砖引玉，从学术话语出发，简要论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中国农业如何实现技术赶超，同时期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开展更多、更好的研究。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无论是用提炼的方式总结这一轮科技革命的特点，还是用列举的方式揭示这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领域，都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这次科技革命具有不同以往的优越性。相应地，如同以往任何一轮科技革命，这一轮科技革命必然导致不同寻常的产业格局剧变，特别表现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生命科学、新材料、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应用对产业的根本改造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产业中的应用，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源泉。对新科技革命来说更是如此，对农业来说意义尤其重大。对于农业中的技术变迁来说，长期以来颇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是所谓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按照这个理论预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技术变迁，是由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相对价格所诱导出来的（Hayami and Ruttan，1985）。

从传统的农业要素来看，在土地稀缺而劳动力富余的禀赋条件下，技术变迁的发生通常遵循更节约地使用稀缺土地和更充分地使用丰裕劳动力的方向。换句话说，在这种禀赋条件下，农业技术变迁更着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例如，人们所熟知的在诸如育种、栽培、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方面发生的农业技术进步，就是着眼于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也会发生变化。一旦劳动力变成短缺的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成为技术变化的新方向。例如，如果把农业机械按照小型与大中型做一个区分，大体上以小型农业机械的增长作为技术变迁对节约土地需求的反应，以大中型农业机械的增长作为技术变迁对节约劳动力需求的反应，可以想象到，在2004年中国迎来“刘易斯拐点”前后，劳动力与土地的相对稀缺性发生变化，这两类农业机械的相对增长速度必然是不一样的。实际数据的确表明，大体上以2004年为分界线，此前小型农业机械的增长速度较快，之后大中型农业机械则实现了增长的反超。相应地，农业中物质资本的投入增长，也表现出比劳动力投入增长更快的速度。一项基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的研究也表明：2004年之后，粮食生产的实际物质与服务费用加快增长，单位面积的用工数量则呈现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投入比率加快提高，导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显著降低（蔡昉和王美艳，2016）。

这种趋势也符合经济学的传统预期，即农业发展遭遇报酬递减规律的困扰，成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新的堵点。然而，新科技革命的崭新特点，特别是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数字技术与包括农业在内的产业深度融合，已经在改变传统的经济学范式，也呈现出有助于中国农业发展摆脱各种困扰的希望。相较于传统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新的农业技术变迁经济学范式预示着若干可能的突破。把这个领域理论范式的转变与关于经济学的新思考结合起来，可以阐释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新方向及其政策含义。

首先，打破技术偏好的传统界限。随着新的科技要素譬如数据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进入程度的加深，农业的投入要素不再局限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相应地，技术变迁也不仅仅由节约这些传统要素的动机所引导，提高各种要素生产率的任务如今可以集于一身。不过，在统计上，无论是何种技术导致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效率提高，最终仍然可以用广义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来衡量。正因如此，应该始终把劳动生产率放在中心位置，让其发挥引领和激励技术变迁的作用。

其次，打破资源要素边界和报酬递减规律。传统经济学理念认为，资源是有限的，要素也总是具有相对和绝对的稀缺性。但是，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技术，特别是借助互联网平台被应用于产业之后，扩大使用者范围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几近为零；数据要素充分替代其他要素的可能性，也打破了始终困扰经济发展的要素稀缺制约、报酬递减规律和比较优势约束等“定律”。不过，新科技潜在具有的这个终极效应，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需要从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和重新配置入手，根据制度需求不断创造体制条件和市场环境，通过数字技术与产业的高度融合来实现。

再次，技术创新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90）看来，创新包括生产新产品、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投入品以及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创新的这5个方面同时可以被看作是创新的5个环节，其中，技术创新既是整个过程的起点，也是贯穿始终的红线。对于农业技术创新而言，整个过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推广和技术应用等环节，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推动，也受不尽相同的经济规律支配。例如，基础研究主要带来社会效益，因此，这个过程更多依靠政府的投入推动；应用研究和技术推广则融合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可以由具有一定盈利动机的技术机构来实施；技术应用取决于市场主体譬如农业生产经营者，按照市场盈利的原则选择。在气候变化日益危及人类生存的情况下，政府与市场主体的职能交界点越来越多。因此，技术创新不仅受要素禀赋的影响，而且越来越需要对土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新要求做出反应（Marcel，2023）。

最后，技术创新需借助资源配置和再配置机制。需要认识到，从创新的角度来看科技进步和应用对于提高生产率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技术进步从来不是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地发生，而是要通过对资源要素不断进行重新配置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只有让那些因创造和应用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的市场主体生存和壮大、让那些在创造和应用新技术方面失败而导致生产率停滞不前的市场主体萎缩甚至退出，才能实现宏观经济或产业的创新发展，才能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高。这个道理也说明，为什么熊彼特把经济创新定义为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质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决定了这个产业不能置身于创造性破坏和优胜劣汰机制之外。然而，国家粮食安全、食品供给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对农业劳动者和农户利益保护的考量，都要求在促进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抓住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堵点和难点，着力予以破解，也要作出符合该产业特点和特殊国情的制度安排，实现效率与公平、创造与破坏、优胜与劣汰的有机统一。这便是优胜劣汰与先立后破的有机统一。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