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宸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想谈谈他的言行对我这些年来的工作的影响。一是如何组织科研。我来所后一个很深的感受是，贵宸所长要求研究室进行年终总结时，每个年轻人要向大家介绍自己的代表作，所领导专门去听。这种做法使我知道，科研组织者一定要知道大家在做什么。正是这种要求，使我养成了每年检查一次自己完成的科研工作的习惯。

另一个印象深的是贵宸同志当所长时经常围绕某个专题召集不定期的研讨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由参会的核心成员把大家的想法汇集成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报告。这种做法使我知道，科研组织者一定要集思广益，并对它们加以凝练和提升。

再一个印象深的是1987年底我参加了贵宸同志组织的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撰写具有政策含义的参阅材料的工作，这些材料排印出来来后由他主动送到会议上去。这种做法使我知道，科研组织者要抓住机会让决策者了解所里的研究成果，借助更大的平台来扩大我所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好的做法对我走上研究室和研究所领导岗位后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二是如何做好研究。贵宸同志强调理论方法，它们是必须不断夯实的基础；强调田野调查，倡导用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做研究，不依赖于二手或多手资料写文章；强调政策视角，拿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研究结论；强调农民情怀，通过论文和研究报告等撰写把农民的诉求准确、简练地表达出来。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对我这些年做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性。

三是如何回应期望。我当副所长后，贵宸同志多次告诫我，现在到了研究生态经济的好时期了，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生态室的同志组织起来，干出一番事业，使生态经济研究再上新台阶。遗憾的是，受时间碎片化的影响，那些年没有集中精力做生态经济研究，远远没有达到贵宸同志的要求。2015年退休后，我的主要精力是探索贵宸同志强调的生态经济问题。作为后辈，对他最好的追思，就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好他托付的工作，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谢谢大家。（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