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蒋老师，各位领导，同事们，参加王贵宸同志的追思会，我有几点感想。

我的第一个感想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一批研究者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基层农民群众的实践创新中获得灵感，汲取智慧，大胆开展理论探索与创新，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为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和实践者鼓与呼，为他们提供理论支撑，并进一步以理论指导实践。王贵宸同志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什么是真理？对真理的看法各有不同，所以对待实践也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不同的观点。我们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从实践中看产量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这种方式到底好还是不好？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有的人认为是分田单干，是走回头路；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经营方式的变革，认为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只要采取这种经营方式一样也能获得成功，不用搞家庭经营。所以在这方面，贵宸同志等学者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与不同的观点进行商榷。而这方面他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在1964年，中科院中共经济研究所总支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其中提到包产到户，认为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这个文件传达之后，会议主持人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当时贵宸同志由于从内心里支持包产到户，就站起来表达了不同意见，因为这件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1980年初，在一次座谈会上贵宸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并阐述了“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的观点，因此在会议总结时不点名地受到批评。刚才谭秋成同志也讲了，1980年5月，国家农委派5个调查组分赴内蒙古、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调查包产到户。贵宸同志率领一个调查组去安徽、河南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写出了《关于安徽省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当年夏，5个调查组集中向国家农委汇报时，只有他们这个组态度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刚才秋成同志讲到贵宸同志等学者当时的贡献，荫泽社科院、荫泽农发所，我是深有体会的。贵宸同志等农发所老一辈学者当时的观点，以及当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我们农发所光辉的一页。

1980年，贵宸同志与魏道南同志在共同撰写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这篇文章中，针对有人认为，产量责任制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办法；是分田单干，或变相单干等观点；逐一反诘，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列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把责任制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也就是劳动报酬）联系起来，把责任制同产量联系起来，劳动者对产量负责，更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是一种好办法。

刚才秋成同志讲了很多贵宸同志在农村改革与发展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历史证明，贵宸同志在他的研究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对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的第二个感想是，贵宸同志在在研究与思考中与时俱进， 不断对以往的理论探索进行反思。

刚才庾德昌同志讲到他与贵宸同志的第二次合作，关于农村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集中了各个单位各方面的人士。当时他们的研究对1986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后来在2008年贵宸同志回顾说，“现在看，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大大超出了我们当时的预测。其原因是，我们当时的研究是按照国内外一般的规律和实践条件做出预测，但是我国的实践却有超常的条件。试想，在世界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像中国这样地成为“世界工厂”，上亿农民冲开城门，如此大规模地跨地区流动？又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会在“世界工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前进？我想，这正是我们经济学界应认真总结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贵宸同志在2008年写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和进一步的思考。十年之后，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年，很多同志谈到总结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贵宸同志在这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我的第三个感想，在与贵宸同志的接触中，深深的体会到贵宸同志宽厚、包容、开放的心态和作风！

1985年3月，我曾经随贵宸同志赴荷兰访问，应该说当时在中国和荷兰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荷兰把潜艇卖给了台湾，当时的中荷关系降到了冰点，后来才逐渐回暖。就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社科院的团到荷兰去访问。荷兰方面非常重视，由外交部负责接待，派员陪同。在我们访问的研究所、大学等单位，包括外交部、农业渔业部等，贵宸同志以开放的心态，平易近人的作风，坚持原则、但又充满人情味的沟通与交流，给对方的接待单位和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一个插曲，当时我们到荷兰的一个农业科研单位去交流，贵宸同志说起，蒋老师曾在那里进修过。当时说完就过去了，但是我注意到当时外交部的陪同人员就出去了，过一会到我们访问快结束的时候，一位老先生来了，说是曾经接待蒋老师的教授，他带来了与蒋老师合影的照片，然后就跟贵宸同志及我们讲起蒋老师当时进修的情况，说蒋老师非常勤奋刻苦，虽然英文不是太好，但是当时凡是研讨会或者课后都要找教授，然后就说我有问题：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非常直截了当，是一个非常直率，而且非常勤奋的女士。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插曲。我们访问结束之后，在临走的时候，陪同的外交部人员说，你们是我接待过的最令人愉快的代表团。我想这与贵宸同志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在所里贵宸同志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我担任所长之后，他每次见到我都鼓励我好好工作，有时候把我拉到一边，谈一谈他认为需要关注的问题。

刚才蒋老师说2012年贵宸同志就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在2015年我给蒋老师和贵宸同志拜年的时候，蒋老师接的电话，说老王的身体胃口还好，外表上看去与常人无异，还可以出去遛弯，但是脑子越来越差，可能记得人的名字，但形象记不住了。后来说你跟他通通话。我就跟贵宸同志通话，但出乎意料之外，贵宸同志讲话很清楚，很有逻辑。他说：晓山，好久不见了，你忙吧？我一切都好，跟大伙说不用惦记。所以当时我听了非常欣慰，蒋老师也很高兴。但是2016年春节我电话拜年的时候，蒋老师接了电话，说，老王比去年差多了，去年还可以正常通话，这一年发展很快，连她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基本不认人了。与人通话，只是说你有空就来吧。身体还都正常，脑力退化的很厉害。后来我与贵宸同志通话，他说谁呀？我说张晓山，他说张晓山，你在哪呀？我说我在北京，他说那你有空来吧，后来又说你有空来吧，反复就是这句话，当时贵宸同志87岁。2018年我打电话给蒋老师和贵宸同志拜年的时候，蒋老师说贵宸同志身体还可以，但是基本意识缺失，恢复不了了。

在人的生命晚期，有的学者依旧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工作在科研的第一线，但生命戛然而止，带走了许多有待发掘的学术积累和思想火花，此种景象令人痛惜不已，比如刚才提到的陆学艺老师。但看着像贵宸同志这样杰出的学者，人还活着，但智慧的光焰和思想的火花逐渐黯淡，直至最终熄灭，这个过程更令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千。

哲人已萎，风范长存！改革开放之初，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的老一代学者正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中的新一代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掌握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能做出漂亮的计量经济模型，他们的发展潜力无限。在今天的追思会上，我想说的是，新的一代，也包括我们，要向贵宸同志这样的老一代学者学习什么，我想贵宸同志及他所代表的他们这一代学者，最可贵的品格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首先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做研究做学问的立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农村发展研究工作者的良知、责任心与担当；顶着压力，坚持真理，敢于提出自己观点的精神。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今天，作为农村发展研究的后继者，我们如何像当年贵宸同志和许许多多的先行者那样，将我们担负的使命在具体科研工作中落实。我想这是缅怀贵宸同志，追忆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与风骨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谢谢大家！（张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