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同行 与减贫同步——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扶贫纪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高莹

2021年3月中旬，一封感谢信从刚挂牌不久的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信中写道，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自2010年成立以来，在扶贫开发特别是新时代脱贫攻坚中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不再保留，该委员会也自然撤销。谨此，国家乡村振兴局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该所推荐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学者表示衷心感谢。

薄薄的一页信纸，并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中国减贫事业中所作贡献的全部。农村发展研究所长期开展减贫理论研究和实践，在服务中央决策、参与脱贫评估工作、开展学科建设、宣传脱贫攻坚成效、协助定点扶贫等方面，均发挥了国家级智库应有的作用。在2021年2月25日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确立反贫困研究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8月，在建所之初就开始了关于农村减贫的探索。

中国改革最早发端于农村。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第二年便实现了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多公斤猛增到6万多公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

小岗村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关于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在当时国家农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领导部署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耕今、王贵宸、魏道南等学者深入农村，针对包产到户开展调查研究，并把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调研中的思考如实向中央汇报。1980—1981年间，他们相继撰写发表了《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论包产到户》《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等多篇论文和报告。这些论文和报告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宣传介绍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是国内最早一批从正面论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文章。其中，由王贵宸、魏道南等根据在安徽三个月的调查实践完成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以生动的实例和大量的数据，证明了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客观分析了其中的许多优点，同时也提出了实行包产到户应注意的问题，产生了很大反响。

“回看这一系列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章，都是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对当时推动中央决策、凝聚学术界共识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争论激烈、质疑云涌的现实环境下，这一系列文章为包产到户正名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中央农村政策调整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

“一部中国农村改革史，就是一部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看来，前辈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探索，正是以解放生产力、帮助广大农民摆脱贫困为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反贫困研究视角从那时起就已经确立。

为扶贫决策提供学理支撑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中长期扶贫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将我国扶贫开发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作为专门从事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始终紧随农村改革鼓点，对发展乡镇企业、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农村组织制度创新、农业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农村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充分研究，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成果。随着我国减贫事业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始承担越来越多有关脱贫攻坚的课题任务。相关研究人员深入考察农村实情，进行学术层面的归纳、总结、反思、提炼，努力为脱贫攻坚决策提供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咨询意见和建议。

2016年，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在比对全国数十个省区的调查数据时，注意到一些地区自然条件极差、致贫原因特殊且复杂，常规的扶贫措施在当地难以见效。2016年12月出版的《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记录了他们当时的观察和思考：到2015年底，“全国有8个省区以户籍人口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且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人口比较集中的省区；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国有12个省区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其中有3个省区在20%以上。部分省区脱贫的压力相当大”。“在扶贫工作重点村，2015年全国平均的贫困发生率达到15.4%，有6个省区平均的贫困发生率高于20%，一些重点村贫困发生率甚至超过50%。”

课题组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地区处于一种深度贫困状况，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优化和完善现有精准扶贫方案，采取非常规的政策和举措，来实现当地脱贫攻坚的目标。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向中央提交了需要以非常规举措应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建议，并获得有关领导批示。这些建议在2017年12月出版的《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中，作为主报告的重要内容得到了完整呈现。这也是国内较早对深度贫困现象较为全面的关注和研究。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各省确定深度贫困县、乡、村，并出台了一系列部委具体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随后，24个省（区、市）确定了334个深度贫困县，按照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推动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由此，举全国之力决战决胜“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序幕正式拉开，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了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的新的战略阶段。

2016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多次参与脱贫攻坚重要政策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咨询工作，报送涉脱贫攻坚的报告共百余篇，多项政策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多个学术观点被《〈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等报告吸收借鉴，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让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我国于2016年开始实施脱贫攻坚成效评估。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4月印发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贫困县退出申请在经过初审、核查、社会公示、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后，将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相关力量对退出情况进行专项评估检查。在实践中，这一步骤被调整为通过独立第三方进行专项评估检查，进一步增强了评估的客观性。

作为长期深耕农村扶贫领域的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作为第三方评估的牵头单位之一，连续参加了2017年贫困县退出评估检查、2018年和2019年贫困县退出抽查以及历次脱贫攻坚奖评选工作，在评估方案制定、评估指标优化、评估报告把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脱贫攻坚战中，第三方独立评估被看作是保证贫困县退出质量的最后一道屏障。表面上看，摘帽评估通常是两人一组，入村入户进行调研。有个别基层干部对此表示不理解：“来两个年轻的娃娃，跟村民聊聊天，就可以评估我们几年、几十年的工作成效？”

事实上，第三方评估是一整套复杂、完整的工作流程，入户调查只是其中一环。在入户调查前，评估方需要制定调查制度和抽样方案，确定调查内容、方法和评价标准，对如何获取可靠数据、应对特殊情况都要形成明确的指导意见。入户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经过数据和信息处理后，还会经过层层审核、讨论、上报和汇总，难以确定的复杂问题还要由评估总体专家组再进行审核、讨论，最终形成评估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曾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扶贫办贫困县退出考核评估专家组成员、国务院扶贫办第三方评估机构库专家，主持过80多项与扶贫相关的研究和咨询项目。在他看来，设计贫困县退出考核评估方案，既要解决学术层面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也要充分考虑政策方面和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因此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在该领域的经验十分重要。

“这一块正是我们的优势。”吴国宝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关于贫困监测评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他们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委托，对我国中西部众多扶贫项目进行了数十次监测和评估。30多年来，农村发展研究所在这个领域逐步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2011—2015年，受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农村发展研究所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考核进行研究，参与设计了省级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制度、方法和指标体系，相关考核设计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中沿用下来。

“我们所做的就是参与制定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在制度设计、方法设计上进行科学把控，尽可能弱化个体性、主观性因素的影响，让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吴国宝说。

深化贫困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

2015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随后的2016年被视为脱贫攻坚“首战之年”。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国情调研特大项目，集中全院及部分地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优势人力、物力，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题，对全国100个贫困村及部分脱贫村进行深度调研。该项目于2020年11月结项，已完成总报告、案例报告以及80册村庄国情调研报告的正式出版。

在这场规模庞大的国情调研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既是牵头实施单位，也是主要承担单位，负责100个村庄子项目中的30余个。大量年轻学者借此机会开展了贫困村调查，加深了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檀学文是调研总体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据他介绍，这次调研进行了严格的顶层设计，每个村庄子课题项目组不仅要根据统一的调研问卷进行数据收集，还要完成各村庄的专题调研报告。如此大规模且规范程度较高的调研，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见的。

檀学文认为，这项调研的另一层意义在于详细记录了脱贫攻坚战早期中国农村扶贫的实际情况，反映了其不断改善、优化和加强的过程。80多册调研成果中，几乎每一册都记载了农村脱贫过程中存在的真实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学理性分析。“这些记录里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例如某个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一旦发现有不适合的地方，很快就会得到改进，出现正面效应后则不断加强。这体现了一种很强的纠错能力。”檀学文认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记录了这种演变过程，具有史料研究价值。

牵头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展贫困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贫困问题研究是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优秀重点学科之一，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山区与贫困问题研究组在农村发展研究所正式设立，在此基础上1994年建立了农村社会与贫困问题室，1999年更名为贫困与发展金融研究室，2012年更名为贫困与福祉研究室。“尽管在方向上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但这个学科的研究指向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反贫困理论和政策为研究重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帮助他们实现更好的发展。”作为最早的山区与贫困问题研究组创建者之一，吴国宝这样说。

精神力量代代传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先后由王贵宸、陈吉元、陆学艺、刘文璞等学者主持工作。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一批农村问题研究者，也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反贫困研究领域的先驱学者。回忆起在他们身边工作学习的日子，杜志雄有很多感慨。

“当时跟他们下去做调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对基层的熟悉，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杜志雄说，农民情怀是那一代学者的普遍特点，他们跟农村、农民没有隔阂，绝不以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去看待调研对象，在撰写调研报告时总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力求准确、简练地表达农民的心声。

注重田野调查，倡导用第一手资料做研究，是那一代学者始终强调的治学方法。他们坚持“文章不写半句空”，笔下每一句话都要有相应的实际调研数据作支撑。杜志雄回忆起和陆学艺一同外出开会的情景：“陆先生的特点是，在会上发言完，人就不见了。干什么去了呢？让当地的同志带他去基层调研，去深入农户了。”多年来，这种“用脚底板做学问”的方法和理念影响着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无论是向有关部门递交的政策建议，还是作为学术成果的著作和论文，都建立在他们扎实的实际调查之上，来源于他们对基层经验的深刻总结。

2019年6月，老所长王贵宸在京逝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为其举办了主题为“矢志不移 科研报国”的追思会，老中青三代学者共70多人参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这样深情描述以王贵宸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村发展研究所学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基层农民群众的实践创新中获得灵感、汲取智慧，大胆开展理论探索与创新。”这也是对农村发展研究所40多年来治学传统的最佳注脚，是该所学者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力量催发下，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农村减贫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学者和研究团队：致力于推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被誉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杜晓山；长期从事农村经济和农村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主持完成“中国扶贫绩效及其因素分析”论文并获得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李周；先后获得“中国消除贫困奖”、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状的小额信贷课题组；对中国减贫成就、经验与国际合作进行系统论述和总结并在2020年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上作报告发布的《中国减贫成就、经验和国际合作》课题组……

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汇集了各级、各方面参与者的力量与汗水，也凝聚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的心血与智慧。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也意味着新的学术研究的起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已经着手攻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2020年后减贫战略、解决相对贫困、居民福祉等课题研究。新时代中国广袤农村大地上的崭新图景，等待着他们去见证、去钻研、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