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以共享农庄为抓手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核心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走城乡共富之路。自2007年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一直在持续下降，2020年已下降到2.56。但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仍处于高位，比1986年要高37.6%，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农民增收难度也在日益加大，缩小城乡差距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农村资源闲置现象突出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调查，全国农村宅基地的空置率超过10%，部分地区农房空置率超过35%。大量已进城落户农民和2.6亿常住在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大都在农村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由于农村大量资源没有被激活，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通道尚未完全打通，导致农村居民财产性增收渠道狭窄，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很少，城乡居民财富相差悬殊。目前，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中，财产净收入占比不到2.5%，其对2015～2020年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仅有3.0%。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比虽然近年来不断缩小，但2020年仍高达11.05倍。如何激活农村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就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全新模式，共享农庄的本质是共享共赢，它通过股权共享、产品共享、资产共享、生产生活资料共享等方式，实现农村闲置资源与消费者需求的对接以及政府、农庄主、农民和消费者的共赢。这种共享农庄不仅有利于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建设和环境优化；而且有利于吸引城市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进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和全面融合；还有利于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福祉水平。从海南省的试点经验看，一些村庄在建立共享农庄后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如2020年三亚大茅共享农庄所在地大茅村农民人均年收入比2017年增长了1.5倍，儋州嘉禾共享农庄所在地油文村则比上年增长了61.5%。可以说，共享农庄较好实现了农村资源与城市资本、消费者之间的对接，有助于打通农村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一种有效途径。

近年来，海南、北京、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积极探索共享农庄模式，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也应该看到，目前各地在推进共享农庄建设的过程中，尚面临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一是周边设施落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生活配套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较低，难以适应共享农庄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二是用地比较困难。目前共享农庄还主要聚焦在农旅文融合领域，对文化旅游设施等建设用地需求量大，用地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三是用工成本较高。在经过前些年的快速提升后，2014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人工成本虽然已趋于稳定并略有下降，但至今仍处于高位。四是乡村人才缺乏，尤其是熟悉特色项目经营的人才和高素质服务人才更为短缺。五是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尤其是土地流转中的耕地“非粮化”倾向。

在新形势下，应坚持“以共享促共富”，通过多形式、多领域的共享农庄建设，打造“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发展共同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一是体现共享和农庄特色。既要体现共享经济的分享合作互助特色，又要充分挖掘农业农村的多维功能和文化特性，突出农庄特色和田园诗意，而不宜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开发。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深化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等制度改革，完善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并在财政、金融、产业用地等政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三是开展全国试点示范工作。在总结海南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开展共享农庄建设的试点示范工作。四是推动共享农庄转型升级。要在强化产业支撑的基础上，推动共享农庄从单纯的产业融合向产业、生态、文化和智慧“四位一体”的方向转变。五是实行多元化建设模式。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因村施策，针对农业、农旅文融合、医养结合等不同领域，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模式，明确各个共享农庄的功能定位，实行错位发展。六是规范共享农庄行为。要制定全国性的共享农庄建设规范，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同时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农民的各项权益，让农民更多分享农庄增值收益。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于2021年12月15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2021共享农庄大会”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