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北京青年农经学者论坛”于
一、农村要素市场发展
1. 土地
清华大学的熊金武认为，当前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下，农民失去了从集体土地制度中退出的自由、从被征地中退出的自由、失地后继续做农民的自由、退出城市重新做农民的自由，这导致农民一旦失地，只能被迫进入城市，成为“被城市化”的失地农民。“被城市化”不仅导致了土地征收的低效率和公平正义，也降低了城市化效率。只有恢复退出权，实现土地产权多元化，方能扭转失地农民问题的困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郜亮亮认为农地的自由流转是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配置效率的前提。作者基于2000年和2008年6省1200户的追踪面板数据发现，2000年时有21%的农户在流转农地时会受到来自村级政府的管制，到2008年管制比例下降为3%。随后，作者建立计量模型发现，村级流转管制显著抑制了流转的发生：而且进一步发现，这种管制所产生的流转效应没有随样本期从2000年变到2008年而发生显著变化。该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更好地落实中央鼓励自由流转的政策，千方百计降低流转的交易成本，真正促进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
安徽大学的常伟认为农地流转期限问题需要系统研究。农地流转过程中，流转期限较短意味着流转双方需要支付较多的谈判和履约成本；若流转期限过长，农民则担心可能失去农地承包经营权。作者计量分析发现，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关联关系、对于流转的期望以及地域特征都将影响农民对流转期限的认知和选择，进而影响农地流转效率。
2. 劳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刘妮娜分析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原因及地区差异。作者利用1982-2010年全国及31个省市自治区的多次人口普查资料，呈现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高、速度快的现状，通过时期和队列分析其主要原因。另外，作者还在省级层面探索了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差异性，认为主导原因包括农业现代化对农业劳动力的“解脱”作用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的“拉动性”外流。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的张宗毅等讨论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与机械化之间的问题。作者利用主要农作物（或畜产品）的亩（头）用工量变化及其生产规模的变化，以及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变化，发现若考虑农业机械化的进步和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非常轻微；目前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发展速度与农业劳动力下降人数基本吻合，说明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并没有超前发展，反而是及时弥补了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留下的生产能力空缺。
西南财经大学的周钦等关注了农村人力资本发展问题。作者利用甘肃省儿童与家庭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性别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作者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女童更有可能面临“教育关注程度低、入学晚、辍学早”的教育风险。这是因为：父母从自身收益出发，认为未来对男童的依赖大于女童；父母从孩子的人力资本收益出发，认为教育对男童未来收入的影响大于女童。
3. 资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张三峰等计量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信用评级对农户最偏好的融资渠道和创业融资渠道的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信用评级后的农户更偏好从农村信用社融资，这表明农户信用制度建设在缓解农户融资难问题上有积极作用；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不仅具有互补性，还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不同地区农户对不同融资渠道认知程度有差异性，进而农户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融资渠道。故，未来金融政策应加快农户信用评级体系建设，设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西南财经大学的徐丽鹤等对“穷人是否容易进入民间借贷市场”进行了实证检验。作者采用人均总支出和总资产两个变量来衡量农户的财富，并使用多种界定标准来定义绝对穷人，以及村和县一级的相对穷人。计量发现无论是绝对的穷人，还是相对的穷人，进入民间金融市场的概率都较低；因为当穷人面临正规信贷约束时，降低了社会资本投资，阻碍了其进入民间金融的可能。
4. 生计资本
内蒙古大学的道日娜等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到农户的生计资本上。他们认为边疆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困境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作者借用熵值法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五个方面量化内蒙古东部农牧交错区域的生计资本。结果表明，农户五种类型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指标值最低，自然资本最高，物质资本指标值位居第二，但其构成中作为消耗性资本的生产生活资本数值比重较高，而具备储蓄和增值功能的牲畜资本比重最少。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严重匮乏。由此作者得出，这些区域依然是自然资本依赖型生计模式，生计脆弱性强。最后，他们给出了扩充农户生计资本的政策额建议。
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创新
1. 家庭农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高强、孔祥智认为家庭农场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农业微观经济组织，是解放生产力，推进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他们从政策分析的视角出发，对家庭农场的概念、资格条件及登记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并重点探讨了家庭农场的经营者身份、经营范围、经营规模以及登记主体类型等问题。
2. 合作社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楼栋、孔祥智对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吴学兵、乔娟认为专业合作社成员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性特征，使得合作社对生猪质量控制具有天然的优势，但仍无法避免成员“搭便车”的困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王昕等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过程中的成本分担模式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基于陕西省850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对不同的成本分担模式（按个人收入分担、按劳动力人口分担、按灌溉面积分担、按水利设备投入分担）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支付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分担模式的选择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其中按照灌溉面积分担的作用最为明显。
华中科技大学的孙新华考察了不同经营主体的雇工问题。作者通过对一个乡镇农业规模经营实践的研究，发现雇工构成了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瓶颈。研究表明，农户、家庭农场和工商企业在粮食生产上的全员生产效率随着他们种植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根本原因在于三者在雇工使用上存在较大区别。雇工一方面带来了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产生了劳动监督难题。劳动监督难题在降低单产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劳动监督的难题根本上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的，化解之道在于家庭经营。鉴于此，政府应重点服务和支持农户，适度发展家庭农场并将其经营规模控制在不雇工或极少雇工的范围内，限制工商企业经营大田作物。
三、农产品生产与食品安全
1. 粮食生产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彭超、沈贵银对我国粮食流通市场化以来，粮食最低收购价、粮食临时收储计划以及政策性粮食竞价交易组成的粮食市场调控政策的效果进行定量研究。作者发现，三大调控政策在提振粮食市场价格的同时，又实现了对粮食市场最低限度的干预，对稳定农民的种粮收益预期、抵御国际市场冲击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同粮食品种之间、不同品质的粮食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调控政策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从而，今后的粮食市场调控政策需要在操作细节、程序方面进一步完善。
中国农业大学的宋雨河等研究了粮食价格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的影响。作者发现粮食作物上期出售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非常显著，玉米价格弹性比小麦更大、更敏感，从长期价格弹性看，相比短期弹性会有所增加。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张红奎等采用SFA方法研究了农户小麦、稻谷和玉米的生产效率。他们发现，2003-2010年间，小麦的技术效率在下降，玉米、水稻的技术效率上升；90%以上的农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靠技术进步推动的。
2. 经济作物及畜牧养殖
南京农业大学的朱思柱研究了农户经济作物（花生）种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作者发现非农就业对农户减少花生种植作用明显，科技示范户、品种满意度及机械化程度通过减少风险和降低成本显著提高农户花生生产积极性，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花生生产。要从生产、组织制度和市场三方面稳定花生供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王静、霍学喜研究了苹果种植户技术选择问题。作者运用全国15个苹果重点生产县苹果种植户实地调研数据，就技术创新环境中不同要素交易制度安排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对苹果种植户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发现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变动、要素交易制度引致的交易成本将显著影响种植户的技术选择。作者建议，政府应从公共技术供给和制度改革方面优化苹果技术创新环境。而王丽佳、霍学喜基于两阶段DEA 方法，对陕西苹果种植户生产成本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影响合作社成员和非合作社成员苹果种植成本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苹果生产成本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谈判成本对社员的苹果生产成本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农户的苹果种植经验和信息成本对非社员的成本效率有比较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运输成本则与非社员的成本效率负相关。作者建议合作社应当为其社员提供苹果分级服务，以此提高社员成本效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孙炜琳、刘佩则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4-2011年全国18个淡水养殖省份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分析了淡水养殖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投入要素对淡水养殖产量的贡献。研究发现，我国淡水养殖的总体技术效率较高；淡水产品的加工率和受灾率对淡水养殖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大；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水产品产量的贡献高于扩大养殖面积的贡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杨春、王明利用DEA 的Malmquist 指数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户肉牛养殖的生产率（TFP）增长状况。结果发现1998 年以来，农户肉牛养殖的TFP 及其增长率总体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农户肉牛养殖TFP 增长率为负的年份，主要受技术进步效率和技术效率均减缓的影响，其中技术进步减缓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3. 食品安全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蒋竞等认为建立食品追溯系统势在必行，但何种认证系统才能最有效地实施监管，目前尚无定论。作者假定由政府、行业协会和第三方认证公司三种机构提供认证。然后采用clogit模型发现我国城市消费者对可追溯性牛奶的需求很旺盛，而且与哪种机构提供认证显著相关。其中消费者对政府提供的认证支付意愿最高。但未来随着人均收入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将越来越多的趋向于选择第三方认证公司。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宇翔关注了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后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安全的信任度问题。研究发现，具有更多生活经验和对有机食品了解较多的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关注程度较高，进而信任程度也较高；但，现有的有机粮食的营销方式和消费渠道，降低了消费者对其的信任程度。相关职能部门认证的公信力有待提高。中国农业大学的罗兰等以北京461起新闻报道为研究样本，从食品类别、供应链环节、责任主体和发生原因四方面对北京市食品安全风险来源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发生问题的食品类别主要集中在肉制品、水果制品、糕点食品和调味品等加工食品上，加工环节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比例最高，大中型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发生原因主要以加工环节的要素使用不当、添加有害投入品和人员环境不卫生为主。作者建议要加大监督检查和卫生监控。
四、环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黄季焜研究员为本次论坛做了主题报告《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适应和减缓》。首先，黄季焜研究员强调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的复杂性，并提出一个研究框架。建议在对这种复杂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时，要注意区别气候变化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同时关注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的特征。并列举了一些近期他们团队开展的研究对此进一步解释。其次，黄季焜研究员利用该框架具体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以及农业部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及其影响。为了实证研究这些问题，他们（CCAP）于2012年开展了全国10省44县、380村、3500多户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减缓方面，他重点介绍了如何通过技术培训减少氮肥适应及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结果。第三，黄季焜研究员介绍了利用该框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适应和减缓进行研究的情况。第四，黄季焜研究员强调，气候变化经济学要回答的科学问题是“如何科学评估长期（跨代）成本和效益？”科学评估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问题要考察长期性（代际公平问题）和公平性（不同国家/人群效用差异问题），即“代际贴现率问题”，并提出了研究代际贴现率的实证测度案例和实验方法。
沈阳农业大学的于秋竹等讨论了气候变化对黑龙江省水稻生产的影响。他们发现黑龙江省不同积温带气温变化趋势基本呈现变暖态势，全年降水量在时间变化上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黑龙江省水稻生产与年降水量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与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高气温、年平均最低气温则呈极显著正相关。气温变化是黑龙江省水稻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水分条件并非水稻种植的限制因素，但不排除未来有这方面的发展态势。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金书秦、魏珣关注了农户行为、制度安排与农业面源污染。作者认为制度环境、农业经营方式、市场的逆向激励等因素都是面源污染产生的原因。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戴红军等关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作者以江苏省为案例研究对象，发现农村家庭富裕程度、生活消费支出情况、城乡收入差距和政府农业财政支出是影响农村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大农村财政扶持力度、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改进农民生活方式是解决当前农村面源污染的有力措施。
五、村庄治理及公共服务
天津师范大学的张同龙考察了村委会选举的客观程序和主观评价。作者发现，在很多重要的选举环节，选举程序的规范程度还不高。然后，作者从是否公平（是否被操纵）、是否有竞争性和是否有贿选三个维度考察选举质量，发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村民从整体上已经认同了选举制度，并且认为它能改善他们自己的福利，希望能继续规范和推进。
中国农业大学的于乐荣等实证研究了公共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表明，转移性收入并未缓解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特别是对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转移性收入未能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以及转移支付在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均衡；工资性收入依然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继续增加对农村地区特别是对贫困人口转移支付力度，并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建议。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孙翠清等利用内蒙古和河北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户家庭负担的影响。作者发现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增加了学生的上学距离和花费时间、改变了学生的上学方式（不得不住宿或乘车）、增加了学生的教育成本；但不少家长认为学校布局调整有利的方面是“学校硬件设施条件改善”、“师资水平提高”和“学生学习成绩提高”。
六、城乡统筹发展
华中农业大学冷博峰等认为农村社区化建设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并借助Ordered Probit模型发现农户的情感、公平、质量评价等因素和个体差异影响其对社区建设的满意度，这为下一步农村社区化建设提供了政策含义。因此，有必要切实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加强执行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公正，充分保证农户的生活质量并尊重农户的需求差异。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易小燕等对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村“空心化”带来的村庄整治、农民居住环境改善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借助江苏7村158户问卷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对集中居住环境满意的占47%；对新居房屋质量、排水排污、子女上学和精神娱乐等方面并不满意，原因在于此项工程属于政府行为，缺乏与农民有效的沟通、而且农民缺乏参与权利。因此，要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和意愿，赋予农民参与权，监督人居环境建设。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贾兴梅研究了城乡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者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城乡一体化出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和城乡一体化水平在相邻省份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相关性。新疆大学的鄢姣等运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期而言，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与农产品价格存在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的扩大均会使农产品价格向下波动，且城市化对农产品价格的作用更为显著。
七、研究方法
这次论坛的学术论文根据数据特征、所分析问题的性质选择了不同的数量分析方法，凸显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例如，部分作者针对离散变量的特点采用了Logit等离散选择模型（如蒋竞等）、针对空间相关问题采用了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如贾兴梅等）；有的作者通过追踪调研获得面板数据（如郜亮亮等）、甚至通过实验设计来获得高质量的数据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如黄季焜）；对生产效率、技术效率等进行研究时采用了DEA或者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如张红奎等）；对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了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VAR方法等（如彭超、鄢姣等）；对需要考虑不同部门间的影响、或者价格和数量带来的间接影响问题时，采用了一般均衡模型（CGE）进行模拟研究（如黄季焜）。
(郜亮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联系电话：85195663
农村发展研究所网络室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