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相聚一堂，在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小岗村纪念中国农村改革40周年，举办乡村振兴高层论坛，总结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共谋乡村振兴实施战略，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40年前，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写下秘密誓言，实行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县委、地委和省委主要负责领导冒着丢掉乌纱帽的风险，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与使命担当，支持农民的改革，最终将小岗村农民的实践上升到政府的红头文件，掀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可以说，没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普遍实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都将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国农村大包干标志的小岗村为中国农村改革带来的制度绩效，无论给予怎样的评价，都不为之过。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我国先后约有7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到2017年年底，我国的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1%，造就了世界奇迹。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初心和使命。改革40年，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党的总书记前后在农村改革20周年、30周年和2016年等改革关键节点视察小岗村，不仅是对改革开放政策表达敬意，更是发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政治信号，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政治决心与政治魄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小岗村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研究所创立于1978年的小岗村大包干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研究所刚成立，就参与了当时国家农委主持的大包干调研。当时社会各界对大包干争议很大，国家农委派了四个调研组到安徽调研，其他三个调研组都反对包产到户，只有我们所王贵辰、魏道南组成的调研组支持包产到户，并在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撰文论证包产到户的制度优越性。80年代初，万里同志兼任农委主任后，再次组织了十几个调研组，分赴十几个省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调研，我们所老所长詹武同志带领张保民、何迺维再赴浙江、安徽、山东调研，调研组将联产承包责任制归纳为“普遍性、多样性与长期性”，得到了万里同志的肯定并要求我们所多写文章宣传，后来此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今年六月，我院接到中宣部百县调研的任务，我们所崔红志、苑鹏老师等一行7人，来凤阳县调研，在小岗村调研期间，我们参观了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纪念馆、调研了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并有幸与李锦柱书记、周群之村主任，大包干的亲历者严金昌、关友江两位老人，粮食大户程夕兵等座谈交流，亲身感受到了改革40年带给小岗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面貌的巨变，更感受到了智慧在民间，农民永远是农村改革与创新的力量源泉,我们应当尊重农民的“实践权威”，尊重农民的自我选择权利。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大国小农，有专家预测，即使将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仍将有4.5亿左右的人口在农村，因此，农民的福祉关乎国家现代化的成败。纵观国际经验，家庭经营始终是世界各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尽管家庭经营存在多种形态，既有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大规模农场，也有欠发达国家的兼业小农，他们各不相同，但从基本面看，小规模农户经营是基本形式，尤其是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非移民的原住民国家中。正因为如此，国际粮农组织（FAO）曾将2014年设定为“家庭农业年”，以提升全球公众对于家庭经营农业和小农户经营重要地位的认识。我国高度重视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制度作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将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写入了《宪法》，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2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2016年4月25日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写入了新修订的《党章》中，日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已经出台，《乡村振兴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启动。我们需要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围绕国家战略要求，深化理论创新和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及时跟踪农村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出我们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我希望在今天的高层论坛上，各位专家与同仁围绕深化农村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畅所欲言，展开充分而深入的思想交流与观点交锋，为国家进步和人民福祉贡献我们的思想与智慧。

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