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7日至26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贫困与福祉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吴国宝、檀学文、刘建进、谭清香一行四人，在创新项目、登峰学科建设项目资助下，对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涉及减贫政策与实践以及学术研究相关方面的政府部门、大学、国际机构、民间研究机构进行了学术访问，同时还考察了农业生产基地和农村社区发展情况。我方团队与相应的部门机构在扶贫政策和实践领域进行了国家之间的比较，探讨了今后互相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可能性。考察期间，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分别在亚洲开发银行和印尼SMERU研究所做了学术报告。
在菲律宾我们共访问了4个机构，分别是：扶贫创新组织（IPA）菲律宾国家办公室、马尼拉雅典耀大学（Ateneo）中国研究中心、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DSWD）。
在IPA，该机构负责人Nassreena Sampaco-Baddiri女士介绍了机构背景和运行情况。该机构主要是与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合作，对正在进行的扶贫干预项目进行随机控制试验式的效果监测和评估，以此评价项目优劣，总结良好干预模式并向有关推荐推荐。他们的涉及领域主要包括治理、土地（管理）制度、迁移就业者能力增强、小额信贷、农业发展等。他们的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前沿，主要通过微观样本的研究证实进行项目效果评估和发现有效的扶贫政策干预手段。
在马尼拉Ateneo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Aldaba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Christopher Bata博士等参加了座谈会。对方参会者主要介绍了菲律宾的贫困定义、贫困状况、主要的反贫困措施、城市贫困等问题。
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我们进行了两项学术交流活动：第一项是双方研究人员就相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第二项是小型研讨会，由吴国宝研究员做中国减贫经验以及2020年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展望的学术报告，随后双方进行了观点交流和问题问答。
在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对方为我们安排了两个讲座报告。政策发展和规划局官员介绍了印尼的贫困家庭瞄准系统（Listahanan/NHTS-PR）的历史、做法、所反映的贫困状况以及各扶贫和社会福利项目与它的联系。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局官员介绍菲律宾社会保护的操作性架构，包括基本原则、优先选项、范围扩展、项目类型、风险和脆弱性管理以及最终的目标和产出设计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感觉大体上与世界银行提出的“发展+社会保护”反贫困框架相当一致。
在印尼我们访问了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规划署（BAPPENAS）、印尼村庄与落后地区发展和移民部（KEMENDES）、印尼人民银行（BRI）小额金融中心、SMERU研究所、印尼政策研究中心（CIPS）等五家机构。此外，我们还实地调研了一个中资企业在印尼设立的棕榈种植园及其周边的农村社区。
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规划署扶贫与社会福利发展司司长Maliki接待我们的访问参加会谈。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范围是制定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发展规划，包括发展的目标，如减贫目标、基尼系数目标等，并围绕规划需要开展政策研究。印尼实施扶贫规划和开展扶贫行动的法源是国家法律，主要是2011年实行的贫穷和脆弱者处置法（Law on the Handling of the Poor and Needy）。这是一部定性法规，国家还有很多这样的法律。印尼当前反贫困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要实现综合性社会保护战略。令人惊讶的是，印尼将人口划分为底层40%中间40%和上层20%，底层40%应扶持人口的确定与共享繁荣战略的对象一致。
印尼村庄与落后地区发展和移民部（KEMENDES）为我们组织了一次有十余人参加的研讨会，其公共关系和合作局局长Dr. Eng. Bonny Prasetya、国际合作局副局长Theresia Junidar S. Pi, M. Ec女士、国外非政府机构合作处处长Ayu Primarini女士、副总统办公室国家促进减贫小组官员Nur Cahyadi先生等。从会人士数量和官员等级以及会议中话题的热烈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我们一行的高度兴趣。KEMENDES是印尼2014年新成立的国家部门，主要职责分为村庄发展、落后地区发展和移民三个部分。村庄发展政策主要是村庄基金，落后地区发展政策包括其中移民是指将人口从过于拥挤地区和落后地区向新发展地区搬迁。TNP2K的主要职能：一是建立和维护统一的数据库；二是协调国家各部门的反贫困政策行动。会上，双方就村庄基金的运行机制、移民政策的瞄准和效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非常希望与我们建立长期的合作交流关系。Junidar女士介绍了印尼的贫困标准和测量方法。KEMENDES官员很乐于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
在SMERU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研讨会。SMERU是印尼的反贫困和社会保护方面的一家民间研究机构，1998年由世行建立，2000年底转为民间独立研究机构，项目资金很少来自政府，主要研究题目是贫困与不平等问题，但涉及的研究范围比贫困问题还更广。SMERU负责人Widjajanti Isdijoso主持会议，一位研究员做了“Pover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y in Indonesia”的学术报告，吴国宝研究员做了中国减贫情况的学术报告，双方进行了学术研讨交流。
访问BRI小额金融中心使我们有机会对世界上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著名银行机构增加了解。BRI之前是私人银行机构，印尼独立后曾经变成国有银行，对农村地区和穷人提供贴息贷款业务，主要是通过印尼的稻米支持政策和财政补贴。90年代以后又重新变成私有银行机构，致力于发展商业性小额金融业务，并在海外上市。小额信贷业务一直是BRI金融业务的支柱，也是全球小额金融以及金融扶贫的典范。目前业务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存款和信贷方面。随着利率的下降，利率差已经不是公司经营的主要利润来源，利润主要来自资产运作和服务项目。
我们还对印尼政策研究中心(CIPS --The Center for Indonesian Policy Studies）做了访问交流。研究机构负责人Rainer Heufer（何安耐，中文名）曾经在农发所做过访问研究，与很多同事熟识。我们主要讨论了印尼的稻米产业和贸易政策，他认为保护性政策对印尼发展不利。
在印尼期间，我们还访问了中国海外农业投资公司聚龙集团公司印尼总部，以及位于加里曼丹岛的棕榈油生产基地和棕榈油加工基地，重点考察海外农业发展项目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影响，对印尼农村贫困地区社区的发展带动作用，期间还与中加里曼丹省的政府官员座谈。访问聚龙棕榈油生产基地期间还访问了基地附近的一个农村社区，了解中国海外公司农业投资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农村发展状况。聚龙公司在中丹省的棕榈种植园的开发是在公司在印尼棕榈种植园开发进展最好的基地，生产、加工和配套道路、园区等建设都比较成熟，已经进入收获期。我们先后考察了种植园种植基地、铲胶现场、肉牛养殖区、自建学校、卫生室、办公楼、加工厂区，以及与种植园一河之隔的村庄。目前种植环节面临最大问题是资金限制，导致投入不足，新园区无法开拓。我们访问的农村社区马努什村在一条大河对面，距离园区码头坐船10分钟。我们访问的是一个长老家，过河的船也是长老家的。长老是村里公认的有威望的人。当天的拜访中，村里共有三位长老以及村长、村干部参加。在交流时，各位长老分别发言，村长和村干部也分别发言。他们表达的意思是两个：一是对种植园对村庄发展的带动作用和帮助表示肯定和感谢；二是希望园区能提供更多的帮助，比较具体的诉求包括：提供医疗体检服务、语言和技能培训、帮助整理和开垦更多的可种植土地等。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融入本地化发展，带动本地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一个良好典范，认为这方面值得学术界很好地做研究。对“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发展经验推广传播，尤其对中国参加海外农业投资并且与当地共同发展意义重大。这些村庄的农民推出希望学习汉语，希望聚龙公司更多带动他们共同发展。
访问期间还拜访了中国住印尼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立平先生，了解中国与印尼在工商业投资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这一次的菲律宾、印尼两国的学术访问交流和考察行程内容丰富充实，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农业项目、国别比较、农村发展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收获都不小。两国虽然经济目前比中国落后，但是都基本依照世行建议的“三支柱”框架建立了自己的减贫体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了风格各异的贫困人口瞄准和信息系统，有条件转移支付计划（CCT）在各自的反贫困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尼还实施了与中国相似的搬迁计划、村庄发展计划等。我们认为，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将面临减缓相对贫困的新问题，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的视野应该扩大，应该跟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时俱进研究新问题，农村贫困问题和农村发展问题的政策研究也可以在与别国的交流和对比中获益。（供稿：刘建进、檀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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