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5期中国农村发展论坛顺利举行
2020年9月2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20年度第5期中国农村发展论坛顺利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研究员主持，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求是特聘一级教授黄祖辉作了题为“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若干关键”的主旨报告，来自社科院农发所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200余名师生通过线下、线上共同进行的方式参加了此次论坛。
黄祖辉教授主要从乡村价值变化规律、新型城市化引领带动、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小农发展、乡村文化和治理相结合以及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深化六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做了深度解读。黄祖辉教授指出，早期社会乡村主要承担为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功能，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以文化、旅游、康养功能为代表，乡村价值再现成为必然。从这一角度看，乡村振兴首先要把握乡村变化的一些总体规律，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乡村价值再现到达一个节点，同时互联网、信息化也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那么，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这一目标？在黄祖辉教授看来，首先需要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尤其注重城市带动作用的发挥，而城市带动乡村振兴主要包含三条路径。一是推进现有城市更好地解决农民城市化的问题。当前，我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体现了进城农民仅仅的职业转变但身份并无变化，他们没有和城镇居民一样共享公共服务及公共保障。这就要求加快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其背后涉及了城乡二元体制破解、公共资源配置等诸多问题。从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必要性来看，乡村振兴一定是乡村本土人口减少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城镇化、非农化来实现。在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出而没有理由让外流劳动力回村的背景下，让乡村老人、小孩进城，并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其公共保障和就业问题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推进城乡联动改革，让城市能够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保障问题，而乡村则进行集体经济和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的权益能够跟人走。二是通过城市资本、技术、人才和居民等下乡，实现以工带农、以城带乡。尤其指出，城市居民下乡主要是繁荣农村市场，因为从当前乡村业态看，农产品可以是流通的，但农村的生态环境不行，所以必须要有人到农村去，以此才能形成市场，实现乡村价值向市场财富的转化。三是从乡村本身出发，通过空间优化实现城市带动作用的发挥。当前，乡村人口作为一种要素，既非经济分布，也非市场分布，而是呈现出一种自然分布的状态。乡村人口过于分散导致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公共服务难以保障。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既涉及公平，也讲求效率，效率问题实际上就是空间问题。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尤其注重空间效应，人口分散使得公共服务供给不经济，供给效率难以保障。另一方面，贫困问题多发。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缺失使得乡村人口智力开发、就业等都比城市人口差。十四五时期，进入后贫困时代，要尤其注重易地搬迁，建立乡村空间优化的长效机制，着力打造一个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为一体，公共服务有效覆盖的乡村群。
对于市场问题，黄祖辉教授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实践中，乡村振兴政府主导，但存在政府包办，市场作用发挥作用十分有限的倾向。产业兴旺建设过程中，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一味的工程化、项目化尽管会让本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可持续性令人担忧。乡村产业发展应当构建政府、市场、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调控结构，而不是由政府垄断。政府干预过度易于导致经营主体的行为扭曲。如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出发点是发展现代农业，但在这一过程中，过度的政策扶持会导致其经营行为发生偏差，部分农业经营主体行为不取决于市场而是政府，市场经营主体弱化甚至消亡，由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体现在生态宜居建设方面。以浙江“千万工程”为例，经验有很多，包括党管干部的制度优势等，但真正解决农村环境卫生可持续性问题的是市场，赋予经营主体、农民在资源方面的经营权、使用权，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方面，黄祖辉教授指出，需要把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结合起来，将文化问题上升到治理问题，文化本身就是治理因素。乡村治理强调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实际上也要包括他治，形成自治和他治、法治和德治两组关系。自治强调农民参与和微观个体的积极性，他治是一种外部力量，尤其强调政府作用。他治很重要，但应着力强化监督。自治和他治的结合需要确定边界，这就要求对农民赋权，因而需要深化改革以进一步扩大自治份额。法治和德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两种制度安排。规范人类行为的制度包括正式性制度和非正式性制度两类。正式性制度是强制的，法治即属于该种类型，其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局限性。一是制度的实施是有成本的，成本太高易于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二是它对人的行为的改变往往是表面而非理性的。因此，德治即非正式的制度十分必要。这一非正式制度首先包括文化，它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传统、风俗等。其次，宗教的宽容因素也值得借鉴。再者，它还包括权威、威望，如村里的乡贤资源。非正式制度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缓冲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黄祖辉教授指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要将市场因素引入到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当中，将市场制度优势和政治制度优势集成，探索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当前，政府介入过多甚至替代市场问题突出，这就涉及政府职能转换和建构市场发挥作用的产权制度。从农村来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存在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集体产权并不明晰。土地为集体所有，但农民不交承包款；宅基地集体所有，村民有资格权，但集体无法获得租金；在很多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地方，农村的集体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都是农民的股份，集体并不占股，所以也没有收入。集体经济薄弱使其在处理农村环境卫生等公共事务中的力量有限。从农民角度看，尽管其权利相较过去有很大增加，但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仍显不足，农民在市场上与非农业主体竞争，首先在产权上劣势明显，房屋、土地等产权不完整不仅使其融资困难，也很难让他以市场的方式退出集体。因此，无论是从集体还是农民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都较不理想。如何让农民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产权比较完整，基本思路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但改革存在以下难点：一是社保问题，即如何以公共保障取代土地、房屋作为农民的保障；二是非农化问题，小农问题的非农化解决是土地流转的基本前提；三是集体经济本身的问题，集体经济的封闭性使其难以形成市场和价格，市场化推进难度较大。改革的方向是政经分离，重构集体经济，使农民的身份权成为契约权，进而促使集体经济摆脱封闭性。
主旨报告结束后，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研究员作了总结。他指出，黄祖辉教授采用自己独特的分析视角，为全面综合理解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观察乡村振兴的进展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框架，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涵盖乡村振兴的本质、乡村振兴的过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村组织与制度、农民分化、区域发展差异等各方面，理论精通、功力深厚。（张延龙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