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分子生物技术、物联网和电商平台对农产品育种和品质优化、提高农产品产量、减少农业生产污染、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农业精准化投入、标准化生产、拟人化培育和智能化监管，建立农业生产者进入市场通道、搭建市场交易平台、创建农产品交易和农业生产性服务征信体系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继前工业化社会传统农耕技术、工业化时期以机械和化学为主的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技术之后，农业发展出现的又一次技术浪潮。因此，加强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持之以恒进行转基因技术研究，以确保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中国话语权，建立包容性的创新环境，鼓励电商不断创新，是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科学化程度，形成农业综合服务能力的前提和保障。顺应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给农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对中国农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农业  发展  第三次浪潮

科技革命是引发工业和农业发展浪潮的基础。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工业发展的4.0版时[①]，实际上，农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已悄然临近。正确看待正在到来的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以及在当前和未来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充分利用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带来的机遇，对中国农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一、正在来临的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

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趋势，不仅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也对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一）发展浪潮学说

发展浪潮学说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在众多发展浪潮学说中，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可谓影响最大。阿尔温·托夫勒以技术进步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改变和提升产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形态，催化体制变革，从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为依据，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经历过三次浪潮的理论。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文明的兴起；目前，人类社会发展已进入第三次浪潮的变革时期，第三次浪潮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就会完成（托夫勒，1984）。托夫勒把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从生产领域延伸到宗教、政治和整个社会文明领域，拓展到个人、家庭、公司和国家组织行为的规范与发展方面，从而概括出整个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方法值得重视。托夫勒关于第三次浪潮的论述突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思想：

第一，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浪潮交替出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量子电子学、信息论、分子生物学、海洋工程学、核子学、生态学和太空科学等综合科学，成为第三次浪潮背景下新工业的科学基础，并推动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工程、遗传工程成为第三次浪潮时代的工业骨干（托夫勒，1984）。现代科学推动新兴骨干工业的形成和发展本身，体现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制度建设既是浪潮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浪潮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在第三次浪潮中，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以及加速的信息流动，深刻改变着人们赖以行动与处世的信息结构，从而也改变个人、家庭、家族、公司和政府的社会行为，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结构的大变动（托夫勒，1984）。个人、家庭、家族、公司和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动，都属于体制变革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说，推动第三次浪潮发展的生产力，也推动了体制改革与发展，后者反过来又从体制层面保障了第三次浪潮的发展。

    （二）正在来临的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

速水和拉坦在研究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及二者的关系后指出，农业发展问题，不是把一个静态的农业部门转变成现代的动态部门，而是加速农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率，以便与现代化中经济的其它部门的增长相一致（速水、拉坦，2000）。加速农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率，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科学发展引发的技术进步，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社会和体制变迁，既是推动浪潮交替前行的关键因素，也是托夫勒用来划分浪潮产生与发展的主要标准。

前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发展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土地种植数量，采用轮作技术保持土壤肥力，使用自然形成的灌溉体系来增加农产品数量，普遍采用铁制生产工具和畜力，以家庭或家庭联合体为生产单位，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作制度。精耕细作的农作制度产生了世界上最为精细、单产最高的农业文明（林毅夫，1994），在满足这一时期国家人口增长对农产品需求的同时，也把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推向了顶峰。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农业文明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Tang，1984）。

工业化一方面推动了物理学、遗传学、生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土壤学的进一步发展，为这一时期农业发展浪潮提供了科学技术创新储备，加速了技术变迁的速率（林毅夫，1994）；另一方面也为农业发展浪潮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物质装备，推动了速水和拉坦所说的以机械替代劳动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和以生物与化学技术为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土地节约型技术”，以及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绿色革命技术的不断创新。随着农业技术创新浪潮的不断推进，农业公司与家庭农场成为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并引发了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使农业生产更具有效率和竞争力。

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发动的农业第二次浪潮，虽然利用机械、石化、育种、作物栽培等技术和手段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但同时也掉进了土地资源约束越来越突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报酬递减，增加农产品产量所需的农业中间投入品（主要是化肥、农药）超量使用，土壤和环境污染，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的陷阱。同时，农业发展的第二次浪潮，虽然解决了“劳动约束和土地约束”下的发展问题，但从生产投入精准化、生产标准化、安全性和风险可控的角度看，农业部门还没有达到速水和拉坦所说的工业部门那样的发展水平，也没有完全摆脱“资源型产业”的特征，实现与工业部门一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向“科学型产业”的转型（速水、拉坦，2000）。完成“资源型产业”向“科学型产业”转型，既需要与农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实现新突破，也需要制造出更加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以满足更新生产手段的需要，而这些正是即将到来的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的主要内容

根据托夫勒的浪潮学说，判断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出现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与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有关的科学出现突破性进展；二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能力、生产服务能力，促进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能力的物质技术装备和工具取得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与农业发展有关的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提高农业“四个能力”建设的物质技术装备和工具方面，例如分子生物技术、物联网和电子商务，均取得了突破，并成为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的主要内容。

（一）分子生物技术

在分子生物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取得突破的技术，正在对动植物育种、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生物反应器以及农业微生物发酵工程等许多领域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其中最突出和引起关注的是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把一种植物或动物的基因，转移到另一种不相同的植物物种或动物物种中，以增强该植物物种或动物物种不突出的性状和功能，或者降低甚至使该植物物种或动物物种的某些性状与功能丧失的技术。转基因技术与农业发展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绿色革命技术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接受基因转移的植物物种或动物物种，与被转移基因的植物物种或动物物种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尽管对转基因技术的使用存在较多争论，但由于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分子生物技术，避免了传统育种工作主要依赖试验者的经验和偶然机遇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并可以改变植物和动物的某些特性，转基因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在不断提高，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的使用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从转基因技术使用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看，它已远超过20世纪绿色革命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并成为农业技术革命的重要引擎。

（二）物联网技术

2008年11月6日，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在题为《智慧的地球：下一代领导人议程》[②]的主题演讲中，首次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主要是物联网技术充分运用到各行各业之中。把物联网技术运用到农业中，就产生了“智慧农业”。

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在其发布的《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中对“物联网”技术做了如下定义：通过二维码识读设备、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技术（ITU，2005）。“智慧农业”或者称“物联网农业”，就是通过分布在农作物生长环境、特别是土壤和作物本身上的红外传感器，获取农作物生长环境中土壤成分和水分、积温度、空气湿度和温度、光照度，以及作物本身养分等参数，并通过网络传输到计算机中心，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做出更适合农作物生长的管理决策；同时，分布于农作物种植环境范围内的监视器，能够监控决策的执行情况，并实时返馈相关信息。物联网用于农业生产过程，可以在动植物与农业生产管理者之间架起一座信息交换的桥梁，让农业生产管理者及时获得动植物生长信息，避免已往农业生产观察滞后、决策滞后和控制滞后带来的损失，使农业真正做到科学生产，推动农业部门成为科学型生产部门。

（三）电商平台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与社会交往方式，还带来生产、交换和消费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例如，互联网在企业之间、企业与零售商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以及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建起的B to B、B to C和C to C等商业销售模式，对线下（offline）传统商品销售模式形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从单一电子商务模式发展起来的电商平台模式，对传统生产、交换和消费模式的冲击则史无前例。

在大数据与云计算等工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联网金融，是电商平台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解决了小规模生产者个人信息不透明和缺少担保抵押，从而不容易从正规金融部门得到贷款的难题。当前人们大多指责互联网金融不合法合规的一面，却很少看到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所具有的革命性一面，以及它对推动解决小规模生产者贷款难问题的制度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性一面。

电商平台的发展也深刻影响到生产领域。当海尔阿里II代电视机解决了模块化生产问题后，消费者可以按自己需要的尺寸、屏体、核心功能、配置、外观和颜色，通过电商平台向电视机生产厂商订购个性化电视机。与常规电视机的销售量相比，目前定制交易的电视机数量不多，但它所开启的定制销售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③]。一旦农产品也能像工业产品那样进行标准化和模块化生产，定制生产农产品就有可能实现，随之会对农业生产组织和生产形式、农产品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产生影响。小批量、差异化和特殊需求的农产品的生产更适合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因此，电商平台的出现，实际上对以家庭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家庭生产能够在电商平台的支持下持久发展，那么，就有必要对农业生产规模越大越好的理念，对片面追求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甚至进行必要的修正。

三、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以分子生物技术、物联网和电商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转基因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为代表的分子生物技术，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节约使用土地。在种植面积不变或者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提高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从而节约使用土地；或者通过转基因技术，例如将更高含油率的植物物种的相关基因转移到大豆和花生品种中，以提高大豆和花生的出油率，在大豆和花生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更高的产油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节约使用土地的方式。

第二，减少环境污染。化肥和化学农药技术对增加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污染，损害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子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采用，例如将某些植物物种的抗虫基因，转移到水稻、棉花、马铃薯、木瓜和大豆等作物品种中以增强其抗虫性能，再例如采用生物农药来防治病虫害，都可以减少甚至不使用化学杀虫剂就能获得抵御病虫害的效果。环境污染减少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必然得到加强。

（二）提高农业生产科学化程度

农业部门要想成为速水和拉坦称之为的“科学型产业”，就必须加强农业生产的科学化管理程度。物联网技术的出现将改变已往农业生产的“粗放式”管理，并从以下四个方面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化程度：

第一，精准化投入。将传感器设置在作物生长的土壤中，并形成由一定数量传感器节点连接组成的传感器网络，不仅可以精准获取土壤环境和作物长势的实时信息，并根据作物生长需要及时进行浇水、施肥和打药等作业，避免已往靠肉眼观察和主观经验获取作物生长信息所存在的不精准性；还可以根据所获取的信息精准计算出水、肥料和农药的使用量，进行“饱和作业”，避免过量使用产生的浪费与污染。

第二，拟人化培育。创造拟人化的培育环境，是动植物生长规律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动植物产量的要求。通过物联网技术，农业生产者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动植物生长规律，更精准感知动植物对生长环境和各种养分的要求，从而对动植物进行拟人化培育，使动植物在一个更加符合自身生长规律的环境中生长。

第三，标准化生产。物联网将从两个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化程度。一是投入标准化。即通过物联网感知技术，制定各种要素投入的数量标准、养分标准和投入时间标准，提高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率。二是管理标准化。模块化生产是管理标准化的基础和前提。物联网技术推动了农业“模块化”生产，因而有利于实现标准化管理。

第四，智能化监管。通过物联网感知技术可以收集动植物生长信息和农业生产活动信息，并建立相应的档案，实现动植物生长过程和农业生产活动都有案可查并可追溯，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管理决策的智能化水平和监管效率。

（三）形成农业综合服务能力

电商平台已经展现出任何其他商业形态所不具有的全新、全能的发展态势。电商平台不仅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商品投递“天网”和商品中转配送“地网”，可以将商品投送到全国各地绝大多数企业和消费者手中，而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互联网金融，为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在线（online）金融服务。电商平台活动已从最初的商品销售拓展到工农业生产，以及金融、保险、物流配送、旅游、航运、医疗、教育等领域，从消费领域拓展到投资领域，例如开创了“众筹投资”模式，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领域，初步具备了为参与电商平台活动的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其中也包括农业生产者，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的能力。

电商平台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为农业提供综合服务：

第一，建立市场通道，为供需双方进入市场创造条件。飞速发展的“线上”市场与传统的“线下”市场形成互补，共同推动商品市场的繁荣与发展。电商平台为不同组织形式的农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供应商建立了一条快速、便捷、低成本进入市场的通道，解决了“线下”生产者不知道从哪里和向谁购买生产性服务，以及生产性服务供给商不知道到哪里和为谁提供服务的市场梗阻，为供需直接见面创造了条件。

第二，搭建市场平台，为农业生产者购买所需要的各种服务提供支持。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供应商，通过电子商务建立的通道进入以电商平台为基础形成的市场，不仅推动了“线上”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克服了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供需难以直接见面和交易的障碍，有利于生产者购买到所需要的、性价比较好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减少生产者购买服务的成本。

第三，建立农业生产性服务供需双方征信体系。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收集农业生产性服务供需双方身份、经济实力、资金流和交易执行情况等信息，从而为供需双方做出诚信评价提供了可能。电商平台征信系统的建立，不仅保障了交易双方上述信息的透明，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特有的“网络追杀”系统，使交易双方不敢、也不想欺诈，从而能够有效维护交易双方的权益。

四、迎接农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当前以分子生物技术、物联网和电商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给农业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其推动农业发展的潜能和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变化，就如同深埋在水下的巨大“冰山”，无法估量。从当前的发展情况看，为迎接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的来临，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深化认识。深化对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的认识，就是要清楚地看到第三次浪潮到来的客观必然性和趋势，提前做好迎接农业发展第三次浪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即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分子生物技术、物联网和电商平台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顺势而为，为它们的发展创造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就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分子生物技术、物联网和电商平台是当前和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和建设的重点内容，把科技发展的落脚点或抓手落实到第三次浪潮的技术内容上。

2.完善物质基础。完善物质基础，一要不断提高与物联网发展相关的产品的生产水平，例如GPS设备、传感器和红外射频等产品的生产，生产出技术更先进、使用更精准的产品供物联网使用；二要加强互联网建设，让宽带能够进入中国每一座城市和绝大多数村庄，不断提高带宽，升级网速；三要加强移动互联网建设，让想要上网的个人、家庭和企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及时、方便、便宜上网，为电商平台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加强转基因技术研究。虽然转基因技术在现实发展中还存在一些未知，且有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负面后果，但从发展趋势看，由于转基因技术对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积极作用，符合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因此，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转基因技术，更不能放弃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相反，国家要从农业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研究与运用，要以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组建专门的研发队伍，给予充足的经费支持，长期跟踪国外转基因技术发展，持之以恒地研究转基因技术，确保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中国话语权，为中国农业未来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4.鼓励电商创新。电商平台的每一次进步与发展，既是科技进步和网络设备现代化的结果，更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大数据和云计算虽然可以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制度创新，互联网金融就不可能发展起来。鼓励电商平台创新，首先要营造包容性的创新环境，允许电商平台进行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创新与试验；其次要建立电商平台创新风险分担机制，解除电商从业者创新的后顾之忧，让电商想创新和能创新。

参考文献

1.［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2.［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郭熙保、张进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

5.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ITU Internet Reports 2005: The Internet of Things, http://www.itu.int/, 2005.

6.Tang, Anthony M.: An Analy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e in Mainland China,1952-1980,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责任编辑：小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