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有幸生活在中国由贫困走向富裕的时代，既体验过祖国处于贫困阶段的艰辛，又目睹了祖国走向富裕的巨变；有幸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使自己有条件在经济学的海洋里博采众长；有幸成为运用经济学知识观察、思考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与教训的专业研究人员。 

　　30年来，以理论来源于实践的理念为指导，以承接的各类课题为依托，以调研各种经济行为为基础，对隐含在经济行为中的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和分析。 

　　今天中午，借谭秋成教授约我为公共治理论坛做学术交流的机会，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一个总结，以求教于在座各位同事和同学。 

　　读大学期间，以为计划经济体制会优于市场经济体制，它的问题会随着计划理论、方法、工具和信息的完备而得到解决。 

　　后来感悟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问题是剥夺了劳动者选择就业和自主配置资源的权利，不像市场经济体制那样劳动者有选择岗位（或出卖劳动力）和开办企业的自由，理解了我们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0年里做了大量农村调查，形成了以下三点看法： 

　　1.边际分析方法是生产经营者普遍采用的方法 

　　例如，联产承包以来，大多数农户根据等量肥料投在肥力低的地块上增产更多的现象，将肥料更多地投向肥力低的地块上，导致地块间肥力差异的缩小进而产量差异的缩小，就是生产经营者普遍采用边际分析方法的事实。 

　　2.农民的能量是通过深化改革一份一份地释放出来的 

　　从逐步推进的农村改革中发现：人的能量像量子力学表明的那样也是一份一份地释放出来的。以渐进的改革方式逐步扬弃各种各样的管制，为农民一份一份地释放能量创造机会和条件，既可以协调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又可以达到积小胜为大胜的目标。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赋予农户自主配置农地资源的权利（联产承包）、赋予农户在特定空间里选择就业机会的权利（乡镇工业）和赋予农户选择就业空间的权利（进城就业），将蕴藏在农民身上的能量一份一份地释放出来。 

　　中国城市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3.适合自身发展的策略源于本土经验 

　　经济行为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这种由历史文化不同和国体政体不同产生的差异，对经济行为施加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忽视这种差异，简单地套用在其他国家获得成功的经验指导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就一定会出现偏差。 

　　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劳动者的能量一份一份地释放出来，同采用由本土内生出来且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策略密切相关。 

二、回顾 

　　1.政治经济学研究 

　　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时，我对老师讲授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有异议。理由是：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总是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那么生产资料的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份额就会越来越大，两大部类的关系就一定会失衡。这种状况的另一种表达是生产单位消费资料所需的生产资料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多，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规律也不符合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实际情况。 

　　当时的想法是：既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是建立在演算基础上的，那么就应该把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一样快等其他结果也演算出来，由此得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不具有唯一性的结论。 

　　演算的结果表明，生产资料生产可以增长得更快，消费资料生产也可以增长得更快，所不同的是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速度不一样，即生产资料生产增长得更快，是同资本有机构成变动更快相联系的。 

　　这篇题目为《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两大部类的关系》的文章，是我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主办的《经济科学》1981年第2期上。 

　　针对演算方法的局限性，大学毕业后我利用所学的计算机知识编了一个程序，就生产资料生产增长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状况能否持续保持下去进行模拟。 

　　程序设计的基本假设是：生产资料生产必须快于消费资料生产，为了使这种状况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生产资料生产只要略快于消费资料生产即可。 

　　结果发现：保持这一状态所需迭加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多，最多能够维持22年。 

　　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副刊《未定稿》1983年第11期上。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这个命题肯定是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概括出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么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究竟是哪个发展阶段的特有现象呢？ 

　　在工业化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在这个阶段生产资料生产即便增长更快，也会因为它占社会总生产的份额太小而难以被识别出来。进入工业化阶段后，生产资料生产迅猛增长，其占社会总生产的份额快速增大成为显而易见的现象。所谓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根据这个阶段的现象概括出来的。 

　　工业化完成后，第三次产业迅猛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占社会总生产的份额趋于下降，至少不再继续增大，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命题就不成立了。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更快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第一阶段的现象，这种现象会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第二阶段的到来而消失。把经济发展特定阶段出现的现象称之为规律显然是不适宜的。 

　　这篇短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上。 

　　2.林业经济研究 

　　我是1983-1984年期间在《林业科学》杂志上发表三篇文章而开始被林业经济学界关注的。在众多论文中介绍很不起眼的《龙泉码价合理内核初探》（发表于《林业经济通讯》1985年第2期），是为了表达我对我国林业经济遗产的敬意。 

　　龙泉码价表是用于计算杉原条价格的工具。它的计量单位是码两，创立于17世纪30年代。这种根据眉高围（距杉原条大头1.7米处的围径或周长）和木材长度两个指标计算杉原条价格的方法在我国南方木材市场上沿用数百年。我国林学家在认知上将其视为二元木材材积表，并以该表中的材积误差随着杉原条的增大而不断增大，1954年将其弃之不用。 

　　为什么龙泉码价表中的码两和材积的误差不是随机的，而是随着杉原条的增大而不断增大？为什么一个误差不断增大的木材价格计算方法会被大家接受，且连续使用了300多年？为什么龙泉码价表的编制要借助60根长短不同的丝线？基于这三个问题，我用一套（287根）杉原条数据对龙泉码价表中的码两和材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龙泉码价表要解决的是不同规格的杉原条的材积的可加性问题，而不是木材材积的计算问题，即龙泉码价表中的码两并不是杉原条的实际材积，而是可比性材积。 

　　不同规格的杉原条的材积具有可加性，木商在检尺时就不需要先按径级对杉原条分类，就较少了为分类而搬运木材的环节，就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码两随着实际材积的增大而不断增大，是为了体现大材大价的原则。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因为用码两表达的可比性材积随着杉原条的增大而不断增大感到困惑了。 

　　运用最小二乘法和杉木原条的数据，求出单位材积码两值与眉高围的回归方程。 

　　对回归方程求导，得不同规格眉高围的单位材积码两值的差率函数。 

　　结果表明，龙泉码价不仅体现了大材大价的原则，而且其变动有很强的规律性。这是龙泉码价能够得到木材交易双方认同的原因。 

　　龙泉码价在应用中，码两还要根据材质优劣加以调节，码两单价要根据运输距离和市场供需波动加以调节。 

　　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使其在我国南方木材市场上沿用数百年。 

　　有关龙泉码价的文献都提到它是江西省龙泉县（现为遂川县）的郭维经父女用60根长短不一的丝线做出来的，却无人考证60根丝线与龙泉码价表的关系。 

　　我在网格纸上画各种规格眉高围的杉原条的单位材积码两值的曲线时发现，如果把60根长短不一的丝线由短到长顺序且等距地垂直于横轴上，其顶点的连线就是回归方程表示的曲线。即龙泉码价表的创始人用坐标系的方法调整60丝线的长度，找到一条反映单位材积码两值与眉高围关系的平滑曲线。 

　　郭维经父女在1630年代采用坐标系的方法研究龙泉码价，同笛卡尔（1596-1650）提出坐标系方法在时间上是很相近的。不过，牛顿（1665—1667年）和莱布尼茨（1673—1676年)创立的微积分的方法，可能是计算可比性材积的更为简便的方法。就此而言，我国那时的创新手段可能已经落后于世界了。 

　　生物产品的显著特征是规格太多，它们都有调整为可比性产品的客观需求。就此而言，把各种规格的产品转换成可比性产品的龙泉码价表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3.发展经济学研究 

　　传统农业改造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介绍“论我国农业由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的转化”（《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农民作为“经济理性”人，会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筛选出适宜的制度和技术。 

　　作为“经济理性”有限的人，需要政府引导。 

　　但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为农民的创新和选择提供外部条件。 

　　政府要防范因信息有限导致的不当干预，要防范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谈判能力强的利益集团的影响。 

　　耕地生产力与人均耕地面积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不宜简单地比较土地生产力。 

　　中国与人均耕地面积相近的8个国家相比，土地生产率仅高于印尼，且差距不大；低于日本、朝鲜、埃及、意大利、荷兰、联邦德国和英国等7个国家。 

　　我国实际耕地面积大于统计耕地面积，按实际耕地面积计算的土地生产率可能与印尼相近，甚至低一些。 

　　中国最稀缺的是农地，应以土地利用效率为中心配置农业要素。 

　　要在用好厩肥、绿肥等农家肥的基础上发挥化肥的作用，提高化肥与农家肥的互补性。 

　　率先发达的地区可以采用机械替代劳动的做法，也可以采用引入欠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的做法。 

　　调控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并没有抓住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 

　　家庭经营是农业中的典型经营形式，它的土地经营规模有较大的包容量，所以不宜将家庭经营其同小生产划等号。 

　　然而，家庭经营并不是唯一的农业经营层次。无论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还是生产要素购买和产品销售，都应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开展农户合作。 

　　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户合作在实行承包制之初就出现了，如合作购买耕畜和机械，但这种以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为依托的农户合作只能实现低层次规模经济的分享。 

　　要分享中层次的规模经济，就要建立适度的合作经济组织。所谓适度，是指参与者获得的规模经济效益大于其参与合作的机会成本。 

　　高层次的规模经济，如建设周期长、投资大、不可分割性强的基础设施，应由政府出面组织并承担主要的投资责任。 

　　发育市场是为了使价格反映农产品和要素的稀缺性，进而使稀缺性要素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市场发育的操作顺序是。 

　　第一，约束政府强制性干预的权力，并把强制性干预转化为诱致性干预。 

　　第二，开放农产品市场，促使农户根据市场信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获得更多的收益。 

　　第三，开放要素市场。其中，发育土地市场的设想是： 

　　（1）明确宣布今后不再采用行政办法重新分配土地经营权，并将现有的土地联产承包合同改为土地经营证，并允许土地流转。 

　　（2）建立土地流转管理机构，确保土地流转的有效性。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公证，确保土地流转具有法律效力；资格审查，确保土地流转到既希望得到土地、又能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务农者的手中。 

　　（3）按土地的等级和面积征税，以制止土地撂荒和优地劣用的行为。 

　　狭义的传统农业改造，是将隐蔽失业严重的农业改造成没有隐蔽失业的农业。它的临界点或分界线就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 

　　广义的传统农业改造，是将资源推动型农业改造成科学推动型农业。 

　　现实中通常以设置指标体系的方法来度量它的进展。这种做法有三个缺陷：即指标设置的随意性，权重设置的主观性和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从总体上反映技术、制度和组织改进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较好地体现现代农业的进展。 

　　估计农业生产函数所需的资料世界各国都有，并满足客观、简单的要求。这种方法算出的结果具有敏感、收敛的特性，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评估方法。 

　　4.可持续发展研究 

　　可持续发展研究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又有极为相近之处，所以很多生态经济学家关注和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我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表明，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资源需求和收入分配都具有库茨涅兹曲线的特征。 

　　第二，分析了这四条曲线出现的原因 

　　人口库茨涅兹曲线出现的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替代了家庭保障体系。 

　　收入分配库茨涅兹曲线出现的原因是分配制度的完善，即讲求效率原则的市场第一次分配、讲求公平原则的政府第二次分配和讲求责任原则的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分配体系的形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出现的原因是：环境治理形成包括末端治理（污染治理）—过程治理（清洁生产）—园区治理（工业园区）—全域治理（循环经济）的治理体系；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扩展和生态补偿制度的推广，使市场机制在环境管理中应用越来越充分；政府可用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付能力越来越强，居民有支付能力的环境需求不断增加。 

　　资源库兹涅茨曲线出现的原因是：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程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的替代越来越强，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的替代越来越强。 

　　第三，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找到可持续供给的能源。 

　　物质可分为资源和能源两大类。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只要投入足够的能源，所有资源都是可再生的。 

　　这种物质分类方法的理论意义是把农业和工业统一起来，即它们都是借助于能源将资源转换为产品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农业主要利用流量性能源进行产品生产，工业主要利用存量性能源进行产品生产。 

　　保持能源可持续供给的基本手段是通过光热、光电、风电、水电转换将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的低能级能源提升为高能级能源。能源由高能级能源替代低能级能源，再转为低能级能源替代高能级能源，是建立是科学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 

　　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得越快，利用过程中碳排放越大，替代的紧迫性就越强，替代技术的研发动力就越足，替代的进程就越快。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进程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个替代方向是确定无疑的。 

　　由于以低能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的高能级能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持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以，可再生能源的能级提升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作为科学技术研究的两个重点。 

　　这个结论对于优化科研资源配置具有一定意义。 

　　5.资源经济学研究 

　　这方面研究，介绍“裸土与农耕文明”（《中国农村观察》1997年第3期）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根据资源比较优势理论，就黄土高原为何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个问题，对裸土孕育原始农业的假说进行了探讨。 

　　按照人类选择资源利用方式时不会舍易求难的逻辑，原始农业应该发源于最容易耕作的裸土地带。 

　　有关史料表明，我国的黄土高原至少在公元前5500年就开始种粟了。黄土的土质疏松、土层深厚，上面仅覆盖一层草，非常易于耕作。黄土高原较为干燥，黄土肥力相对不足，所以先人们选择了耐干旱、耐瘠薄的粟。 

　　公元前3500年，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上，借助于改进的生产技术形成了原始农业，这种冲积而成的荒原属于裸土。公元前7000年，人类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凹地里开始种植玉米。这种半沙漠化的土地等同于裸土。大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往往是农业的发源地，而冲积平原分布的是易于耕种的裸土。 

　　原始农业产生在裸土地带与当时使用木制农具有关。 

　　铁器发明（公元前1400年左右）之后，出现了铁制农具对木制农具的替代。这种替代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农业生产疆域的扩展，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从非洲的荒漠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 

　　由此得出：深厚、疏松、易于耕种，最便于孕育原始农业的黄土层，是黄土高原成为中华民族摇篮的独特优势。 

　　原始农业发源于裸土地带的假说，会受到农史研究中关于黄土高原曾经有森林分布的叙述的挑战。史书撰写者描述的肯定是客观情况，然而史书并不是科学书籍，在林业科学尚未形成，森林调查尚未开展，史书撰写者不是科学家的情形下，记载的内容在数量上是难以精准的。 

　　原始农业发源地的荒漠化，是人类不当行为还是气候变化造成了？当人类的不当行为危及自己生存时，总会有人找到纠正这种行为的替代选择。倘若原始农业发源地的荒漠化是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那么它在地域分布上应该是离散的，而不会集中在沙漠和草原之间，同经纬度紧密相关。一言以蔽之，年降水量少的裸土地带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是降水量下降而不是耕不当。 

　　年降水量少的裸土地带的农业生产趋于萎缩，主要是因为农业从最易于耕作的地方逐步走向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方、生产的农产品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地方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最强的地方。 

　　经济学通常以横向比较的方式分析资源比较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以纵向比较的方式做分析则可以发现，特定资源原有比较优势减弱后，会出现新的比较优势。 

　　例如森林，最初作为肥料来源维系着原始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运行； 

　　种植业和养殖业互补关系（种植业废弃物作为牲畜的饲料和养殖业废弃物作为作物的肥料）得到应用后，森林的比较优势由肥料转为燃料。 

　　随着煤炭对薪柴、木炭的替代，森林的比较优势由燃料转为材料。 

　　随着钢材、水泥、塑料、铝材等新材料的出现，森林的比较优势又由材料转为原料（用木材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造纸）。 

　　最后，森林的比较优势将由原料转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6.环境经济学研究 

　　（1）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不同的。前者的核心概念是环境容量（或环境可承受的污染量）。环境容量的大小决定于人们选择的环境标准，选择的环境标准高则环境容量小，反之则反是。对于特定的环境标准，污染排放量少于环境容量则环境改善，反之则反是。后者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大小决定于生态系统的演替方向和速度，生态系统顺向演替的速度越快，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量越大，逆向演替的速度越大，则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减量越大。 

　　维护环境的基本手段是管制：对施加正外部性影响的行为给予补贴，对施加负外部性影响的行为加以罚款。维护生态系统的基本手段是提升产业结构和资源利用结构，减轻满足特定社会需求的生态系统压力；开展生态建设，增加生态资产总量。 

　　（2）环境经济学最有特色的创新是提出了环境容量使用权（排污权）交易。 

　　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有以下好处： 

　　一是让稀缺的权利流向环境容量利用最有效因而出价最高的企业。 

　　二是减少污染治理成本。各个企业的污染治理难度有很大的不同，污染治理难度大的企业可以采取为污染治理难度小的企业的污染治理付费的办法，来保障它的环境容量使用权，并降低治理特定污染量的企业成本和社会总成本。 

　　三是用市场的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即政府和环境保护组织以购买后不再卖出的方式来减少环境容量使用权总量，达到逐渐提高环境标准的目标，而不是以行政或环境压力集团的方式强行要求企业减少环境容量使用权。 

　　学术界普遍使用排污权交易这一术语，我觉得用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更为确切。 

　　（2）政府管理环境的主要责任是做好产业园区规划 

　　环境治理是从“末端治理”开始的。这种做法有四点不足：一是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二是存在污染转移风险，三是消除不了生产中的资源浪费，四是政府监督成本过高。 

　　鉴于优化生产工艺可以解决30%-40%的工业污染，于是出现了“过程治理”。它使污染治理成为企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针对企业无法解决的60%-70%的工业污染，采取了“园区治理”的办法，即根据资源利用的关联性将各类企业集中在园区内，使过程治理由企业走向企业群。循环经济则是建立消费领域与生产领域的连接，使生活废弃物通过回收加工实现再利用，实现全域治理。 

　　按照污染治理演进的逻辑，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要进入园区治理阶段。通过有机肥厂同诸多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连接实现畜禽粪便资源化，通过饲料厂同畜禽加工厂的连接实现畜禽加工废弃物的资源化。 

　　（3）环境污染预测 

　　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环境问题》一书中，把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分为三类：一是第一次产业对环境的冲击，如毁林开荒、耗竭性地开采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等；二是第二次产业对环境的冲击，如排放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污染等，三是第三次产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如电磁波，微波等污染。 

　　随着温饱问题的普遍解决，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和围湖造田等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消除。 

　　随着总量控制范围的扩大和管理力度的提高，第二次产业增长对环境施加的负面影响会先趋于下降，再趋于稳定。 

　　随着服务业的增长，电磁波、微波、超声波等污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会呈上升趋势。 

　　中国环境已处于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交织在一起的态势。在环境保护方面加速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就能增强前一种趋势、抑制后一种趋势，走出一条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保持环境相对稳定的发展之路。 

　　7.生态经济学研究 

　　生态经济学是我关注较多的一个领域。这些年来的相关研究在《生态经济学》教材中做了一个梳理。 

　　（1）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生态经济学是最早揭示人与自然存在不和谐问题的学科，也是最早认识到经济理性必须与生态理性相结合，个人理性必须与集体理性相结合，生产、生活必须与生态相结合，利润最大化目标必须与社会可持续目标相结合的学科。这个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特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经济学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生态经济学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特征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生产领域的效率损失和消费领域的过度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的根源。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贫困问题的解决，生产中的效率损失对生态系统的冲击趋于减轻，生活中的过度消费对生态系统的冲击越来越大。 

　　生态经济研究有三个切入点： 

　　其一是以生态系统为对象，利用数学方法和生态模型，研究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生态系统顺向演替的价值增值和逆向演替的价值损失，由此引申出生态系统必须保护、建设的政策含义。 

　　其二是以制度、组织创新入手，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将企业和个人的自利目标与利他目标统一起来，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人与自然和谐。 

　　其三是从利益相关者入手，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和合作，形成并落实共同认可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 

　　与此相对应，生态经济研究有三类工作： 

　　一是不断完善生态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二是不断完善事关生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三是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平台，培育能引导公众参与的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 

　　早期的生态经济学家把生态危机归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的贪婪品行。论述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短期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危害性，只看到生产活动创造的财富而忽略其造成的破坏的片面性，主张抑制增长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经济学家赞同适度增长，研究重点转向探索生产活动更有效，生活方式更合理，生态循环更流畅的经济增长模式，如生态农业模式，生态工业模式和生态服务业模式。 

　　现在的生态经济学家转向探索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和途径，将宣传的生态经济学拓展为实践的生态经济学。强学者的生态经济学拓展为公众的生态经济学，使生态经济学既成为评价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的工具，又是引导公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行动纲领。 

　　（2）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 

　　地球生态系统的总量级基本是恒定的，变化缓慢，结构与功能具有稳定性；全球经济系统的量级最初很小，变化较快，结构具有递升性，但不会无限扩张。两个系统会通过相互反馈和相互适应，达到量级对称、关系融合的状态。由于生态系统的可变性显著小于经济系统，所以促进它们的协调应从经济系统做适应性调整入手。 

　　人类伊始，只是位于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端的一个物种。人类获取食物所消耗的生物量只占生物生产总量的0.1%，对生态系统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人类发展史上这种状况延续了很长时间。 

　　以大的时间尺度衡量，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表现为漫长的依赖阶段和相容阶段、短暂的相斥阶段和持续的融合阶段。它们由相斥跃迁到融合，是人类文明理念升华的结果，更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主要措施是：编好生态规划，保障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共生；抓好生态监测，确保生态管理措施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做好生态评价，确保经济系统健康、持续地发展，生态系统健康、有序地演化。 

　　（3）生态农业 

　　所谓生态农业，是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低物级(能级)资源替代高物级(能级)资源，实现经济再生产与生态再生产统一的农业。 

　　生态农业可划分为以家庭需求为导向的传统生态农业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现代生态农业。传统生态农业是传统农业的组成部分，现代生态农业是继起的主导农业类型。它们的共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具有和谐、交融的特性，资源配置都具有复合、循环的特性，产品都具有安全（有机、绿色和无公害）的特性。它们的差异是：传统生态农业以经验科学为基础，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地方化、多元化等特征显著；现代生态农业以实验科学为基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市场化、专业化和品牌化特征显著。 

　　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源于具有好奇心的科学家(或实业家、农民)的探索，源于政府的推动，具有不确定性。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企业和农户在市场信号的诱导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具有确定性。 

　　生态农业能否成为主导农业类型，既不取决于现有的主导农业有多少缺陷，也不取决于生态农业有多少优点。而取决于生态农业的竞争力、适用性和可推广性，以及生态农业技术信息传播和推广体系的完善程度。 

　　传统生态农业生产力低下，是其被现代农业替代的主要原因。发展生态农业决不是简单地向传统生态农业回归，而是既保持现代农业的市场运作机制，又完成一次具有革命性影响的生态技术升级，全面解决生态农业效率低下问题。 

　　生态农业的利润目标与福利目标具有相容性。其中，经济效益通过它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来实现，生态效益通过它所具有的消减负外部性、增加正外部性的功能来实现。生态农业具有增加社会福利的功能是政府支持生态农业的依据，也是国民关注生态农业的依据。 

　　生态农业是以营利为目标兼顾环境效益的活动。生态农业技术创新要以“自利”为切入点，产生“利他”的旁侧效应。 

　　8.区域经济学研究 

　　（1）西部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会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体现出来 

　　农业发展要具备平地资源丰富和水资源富集两个条件。西北地区有平地资源缺乏水资源，西南地区有水资源缺乏平地资源，这是西部在农业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 

　　非农产业对平地资源、淡水资源和气候的要求都显著地小于农业，所以进入非农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后，平地资源、淡水资源相对稀缺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制约就化解掉了。 

　　运输成本高的问题会随着线路运输（西电东送）、管道运输（西气（油）东输）等新型运输方式的应用，平坦、径直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的建成而得到解决。 

　　资本和人才的流动性极好，西部地区发展非农产业所需的资本和人才可以借助于市场机制加以解决。 

　　西部地区3.65亿人的巨大内需，会有力地推动西部非农产业的发展。 

　　西部地区有生态稳定的地方，只要布局和管理得当，就可以把发展非农产业的负面影响控制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历史遗留问题则可以通过生态建设逐步加以修复。 

　　（2）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禀赋可以满足近期经济增长的需求 

　　1990年代末社会上热议大西线调水。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系统考察、计算和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水资源禀赋、利用结构与效率，以及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需求；总结和评估了西北地区应对水资源短缺的措施和水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潜力。 

　　借助于工程调水、节水技术和低耗水产业三者相互替代率的定量分析模型，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以及各地区、各个产业和各类企业的水资源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得出了西北地区的水资源禀赋尚可维持其经济快速增长20年的结论，并据此提出了引导水资源配置优化的水资源价格和管理政策。 

　　（3）从长期看大西线调水有利于推进西北地区的生态建设 

　　西北地区普遍存在湿地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和干旱加剧的情况。开展适度的跨流域调水，有利于西北地区的生态建设和非农产业发展，有利于西北地区成为我国更加坚实的生态屏障和新的发展极。强调生态建设和非农产业，是为了表明长距离、跨流域的调水不宜同发展农业挂钩。 

　　针对现有调水方案缺乏可行性和工程风险大等问题，提出了高程输水、多道并联的调水方案。 

　　高程调水是基于海拔高度也是资源的观点。具体地说，就是将输水管道设置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并在输水线路沿途修建风电站，利用风电将附近河溪里的水抽到输水管道中，水大多抽，水小少抽，风大多抽，风小少抽。 

　　多道并联是基于水量与高程的负相关关系。输水线路的海拔越高，沿途河溪的水量就越小，能汇集到单条输水线路的水量就不可能很多，就不得不采用多道并联的方式。 

　　该方案的好处是：减少提水能耗，同低海拔处提水相比，在高海拔处提水所需能耗较少。降低总体风险，小水量的多道与大水量的单道相比，消除故障的难度相对较小；多道不可能同时出故障，不会像单道那样出现特定时点无法输水的风险。必须指出，方案中最为重要的风能提水思路是邓英淘先生提出来的。 

三、反思 

　　30年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做工作耐心不够，沟通不够，一些战略性思考停留在议论阶段，缺乏实实在在的落实措施，团队力量不够强大，研究方案不够严密，学界声音不够响亮。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缺乏勤政意识。总觉得自己还能做出一些好的研究成果，不能把心思主要放在协调和管理上，没有妥善处理好团队工作和个人工作的关系。 

　　2.争先意识不强。不能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3.求精意识不强。满足于出成果，而不是将其做得最好。 

　　4.容忍形式主义。容忍做表面文章的做法，容忍成果结项走形式的做法，容忍从长远看误人的做法。 

　　5.群众意识不强。在农村基层调研中关注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不太关注农民的诉求和期盼。在推进团队工作时强调自己的想法多，听取大家的想法少。在平时工作中要求大家做的多，主动为大家做的少。 

　　6.工作作风不强。由于工作落实缺乏力度，不少工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由于忙于自己的事务，不能为同仁们尽力。 

四、交流 

　　1.目标要清晰 

　　这里讲的目标是指短期目标。一是目标和能力的偏差不能过大。目标太低，满足于做一些难度小甚至没有难度的项目，就只有能力使用（输出）而没有能力积累（输入）；目标太高则无法胜任或因缺乏条件而无可奈何。二是短期目标不宜偏离长期目标。一个人想做的事、能做的事和做成的事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从想做的事里找出能做的事，再根据各种外部条件在能做的事里确定要做的事，而不能遇到什么事做什么事。否则，就无法避免短期目标偏离长期目标的问题。 

　　2.目标要超越个人 

　　简单地说就是个人目标和国家目标的关系。国家要营造大家都能追求个人目标的宏观政策环境，但个人目标不是唯一的目标。在现实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已经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作为一批喻于义的人，更应该以国家目标、社会目标为己任。国家发展，社会发展主要是由追求国家目标、社会目标的人推动的。每个人应根据自己的条件确立自己追求的需求层次。当然，个人目标和国家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包容的，甚至是互补的。 

　　3.要不断提升文献识别能力 

　　1984年上文献检索课。我记住了两句话：第一，90%的文献是没有可利用的学术价值的。第二，学术素养可以从所选的学术文献中加以观察，找出最有学术价值的文献所需的时间越短，学术素养就越高。 

　　1988年，农发所政策组的成员集中到大都宾馆写报告。林毅夫去宾馆看我们。期间，金和辉根据他阅读的文献介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前沿。林毅夫说的一句话，你看的刊物比我多多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文明要站在巨人肩上，不必站在所有人肩上。 

　　樊纲也说过他经历的一件事。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向他的导师朱绍文先生汇报，说自己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很多学术研讨会。朱绍文先生并没有表扬他，而是要他静下心来按照他提供的书单读书，从顶尖学者的著作中了解学术前沿。 

　　4.原创（从无到有，0-1）、改良（从弱到强，1-n）和验证（重复，a-a）的关系 

　　（1）验证。在人事部组织的一次培训中一个教授同我们说，科研只有第一，没有第二。遭到了很多人质疑。一个理论能否成立是需要经过反复验证的。决不是第一次做是科研，其余都不是科研。如果真是这样，我国的两弹一星、神舟系列航天器也不是科研了，认定某个成果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就成为无稽之谈了。其实，研究起步大多是从验证开始的。一个连别人做成的事都做不成的人，是很难做出所有人都没有做出的事的。对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来说，验证性研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验证性研究的成功概率比较大。 

　　（2）改良。就是把已经做成是事做得更好。例如，改进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提高屠呦呦做出的青篙素的纯度和药效，推进高锟的光导纤维成果的产业化。这是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一生的工作。成功的概率介于验证和原创之间，不确定性相对较小。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3）原创。所谓原创，就是发现和发明。例如，发现一个至今为止无人知晓的物种，一颗星星，发明蒸汽机、汽车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高锟的光导理论，都属于原创性理论。这是所有科技人员都想做的事，但成功的概率最小，不确定性也最大。 

　　中国做了很多0-1的事。这些事情无论是对还是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应该珍惜独特的研究素材，尝试做出原创性研究；而不应对它们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心甘情愿地跟在别国的后面亦步亦趋。 

　　5.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基于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中国的教育偏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学习。 

　　但是，理论的创新来自于实践，理论体系形成的素材来自于实践，理论的检验来自于实践。 

　　所以，科研人员一定要了解实践，参与实践。否则，用自己掌握的理论、方法和宏观层面的数据做出来的成果就不可能不脱离实际。 

　　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了解实践的目的不是为了替老百胜做主，而是通过调查，把老百姓的意愿、偏好和选择最充分地概括出来，审视现有的政策存在哪些问题，并通过政策改进使之更加合乎老百姓的需求（或更接地气）。 

　　6.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关系 

　　有些人以为文字描述就是定性分析，数据描述就是定量分析，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如果正是这样，定量分析就无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也无须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结果做进一步的凝练。 

　　国内不少研究论证产权私有的重要性。其实这个基本常识并不需要不断地实证。 

　　周海林告诉我，林毅夫讲过他刚回到大陆去农村调查经历的一件事：他看到一个人骑着新的自行车过小溪，又看到一个人扛着旧的自行车过小溪。经询问，新车是公家的，而旧车是个人的。这个观察和调查说明了产权私有的重要性。 

　　出于好奇，我借住在镇里做调查的机会，在一条可以骑自行车过的小溪边做了观察和调查，发现过小溪确有骑车过和扛车过的不同选择。观察到的68个人没有骑公车的，但有9人骑别人的车。骑自己车的，36个是骑过去的，23个是扛过去的，骑过去的大多是较旧的车，扛过去的大多是较新的车。骑别人车的，1个是骑过去的，8个是扛过去的，由于样本小，看不出骑和扛的做法与车的新旧的关联性。 

　　该观察给我的启示是：正是大多数人无偿使用别人的自行车时会重视别人的产权，才使无偿让渡自行车使用权的做法能够延续下来。 

　　人的行为差异可以从产权角度分析，也可以从素质角度分析。素质低的人用自行车的行为有可能会因自行车的产权不同而异，素质高的人可能不会因自行车的产权不同而异。 

　　分析可观察的产权和行为两个变量的相关性，属于定量分析；认为行为不一定决定于产权，而可能决定于不可观察的素质，则属于定性分析。 

　　亮亮在所里组织的研讨会上数次以农户在自留地和承包地上的用肥差异，说明产权私有的重要性。我也想从素质角度做分析。 

　　采用素质角度分析并非为了否认产权私有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农地（承包地和流转地）的产权不可能单一化，从而无法通过单一的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农业生产工艺标准化、所有地块都采用国家确立的用肥标准、所有地块生产的农产品都达标和所有农地都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如果素质主导行为，那么就可以才能够提高农民素质入手，引导农民合理用肥，实现国家确立的用肥标准普及化的基础；引导农民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所有地块生产的农产品都达标的基础；引导农民将自利与利他有机统一起来，实现所有农地都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7.认知调查与事实调查 

　　认知和事实具有相关性，但不是一回事，所以认知调查替代不了事实调查。 

　　认知调查：让农民在收入较低但风险也较小资源配置方案和收入较高但风险也较大的资源配置方案中做选择。结果发现：农民大多偏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于是得出了农民倾向于规避风险的结论。 

　　事实调查：农户在好地上种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结果发现，以自给为主的粮食作物种在好地上，以销售为主的葵花种在差地上。于是也得出农民倾向于规避风险的结论。 

　　这种规避风险的资源配置是不是最优配置呢？利用调查数据所做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资源配置的实际结果和用线性规划求出的最优解基本趋同，于是得出规避风险和收益最大化能够同时成立的结论。 

　　必须指出：上述调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做的，当时农民是买不到商品粮的。这是他们把粮食自给置于优先位置的重要原因。 

　　8.科学无禁区与研究有底线的关系 

　　在自然科学领域，技术通常是同材料相关联的。例如，航天技术是以航天材料为基础的。 

　　在社会科学领域，有些人试图以技术的改进放松对材料的要求，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值得商榷的。 

　　经济学家编的一个笑话是：一个经济学家反反复复地在路灯下找钥匙，好心的路人帮他找也没有找到，于是问他钥匙究竟掉在哪里了？经济学家说掉在黑暗处了。路人感到很困惑，于是问经济学家，既然钥匙掉在黑暗处，为什么总在亮处找呢？经济学家说：因为只有亮处看得见。 

　　如果钥匙掉在黑暗处，路灯再亮（改进方法）也是找不到的。而拿一个电筒（常规方法）到黑暗处去找，总会找到。 

　　简言之，研究者要不断地创造条件去弄清暗处的东西，而不宜太依赖已有条件。 

　　经济学是显学，所需数据都是有的。当然，获得所需的数据是要下功夫的。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为经济学家获取资料提供越来越好的条件。 

　　9.克服时间配置碎片化 

　　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机会成本。 

　　特定时间所做的事情越多，时间配置的碎片化程度就越高，成果的质量就越没有保证。 

　　所以面对机会一定要筛选，什么都做就难以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10.应该处理好的若干关系 

　　第一，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单打独斗是难成大事的。而要形成群策群力的局面，必须要有奉献精神，而不应有索取意识。 

　　第二，适合做和愿意做的关系。任何事情都要选择和动员最适合做的人来做，而不宜采取谁最想做就让谁做的策略。 

　　第三，强稀缺资源和弱稀缺资源的关系。权力、职称、经费和论文是稀缺性逐级递减的。稀缺性越低，机会就越多，反之则反是。青年人从机会多的事做起成功的概率更大，这实际上也是培育自己竞争强稀缺性资源的能力的必由之路。 

　　第四，好牌和坏牌的关系。各项工作宛如一副牌，有好牌和坏牌之分。要尽快把坏牌处理掉，即把最短板的制约克服掉，而不能容忍短板的制约，急于打好牌。 

　　第五，大事和小事的关系。要有做大事的视野，更要有做小事的情怀。 

　　第六，站位和攀登的关系。希望占据好位置是人之常情，但更重要的是攀登。只有攀登得比别人快，才有可能超越别人，得到更好的位置。 

　　第七，维权与谦让的关系。毋庸讳言，团队成员对集体成果中个人贡献大小的认定，署名位次的排定、收入分配的确定或多或少会有点不同意见。科研是不确定性最大的活动，也是有效劳动认定和计量最难的活动。对于有权决策的人，要做到尽可能的公平合理，对于被决定者，要对决策者有基本的信任，要有谦让精神。 

　　第八，拼搏与健康的关系。拼搏决不是一时一事的拼搏，而是整个职业生涯的拼搏。要完成整个职业生涯的拼搏，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