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为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难题，由此有人对政策提出质疑。笔者认为，检验公共政策好和差有四个基准：效率、平等、稳定、生态环境。这四个方面不要求尽善尽美，如能做到利大于弊就不错了。

关于效率基准，笔者通过在江苏射阳调查，发现中国粮食成本可以降下来。射阳规模种植小麦产量可以提高192%，稻谷可以提高30%。为什么那么多的地方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不是说中国农业一定没有竞争力，要看在什么地方，特别要看什么样的生产模式。山东德州的一个人种1万亩地需要5个工作日，这个劳动成本跟美国比已经有竞争力了，德州为什么实现了？就是土地改革一到位，效果就有了。

关于平等基准，很多人爱讲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其实，经济越发达，土地报酬对收入的影响越小。社会平等不是靠土地平均分配，主要是靠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想办法降低土地的相对价值，让土地变得不重要。土地价格往往是土地重要性的指数。全世界的土地价格中国最高。土地相对价值降低以后，私地公用就会成为常态。私人性质的土地归于公用，主要的表现形态就是各类公园。这是因为，土地供应充分以后，土地价格下跌，有些人就会把土地拿出来作为公共使用。

关于社会稳定基准，一些学者认为，搞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后，一定天下大乱，土地兼并、政治周期性颠覆就来了。现实并非如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有几个：一是社会平等状态，二是居住形态。居住形态对社会稳定有影响。住得密集的人心态不好，动不动就发脾气。住得宽松一点，人就平和。三是社会组织程度。社会组织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现在看来，搞农村产权改革，发展合作社肯定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关于环境基准，政府要控制开发比重、开发强度，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密度，主要指城市建城区，控制工业区、公共服务、居住区、各类土地的比重。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概1/3适合人们居住，拿出一半作为农业保护区，把另外一半土地管理权完全交给地方政府。全国划定30亿亩的农业保护区，另外30亿亩交给地方支配，更有利于中国的土地管理，更有利于提高分区规划的效果。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