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智库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改革与稳定的诸多难题条件下，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认识智库的主要特征、功能和作用，借鉴国外智库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推进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一、智库的主要特征和功能 

　　智库（Think tank）是指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多学科的、并为决策者提供处理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有关解决方案的咨询研究机构。智库是一个组织机构，它是作为一个研究团队出现，而非自然人，学者个人不能构成智库。概括地讲，智库就是通过自主的知识产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① 

　　智库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智库本身并非政府的决策部门，也非直接制定政策，但它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公众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二是具有独立的研究空间。智库不同于政府部门，它注重研究成果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超越性；三是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智库的价值在于其团队的研究能力及其成果，这不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而且这种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四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智库的研究不同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一个智库机构的研究对象应该集中于关乎政府和公众的重要问题，包括重大的国际关系、社会发展、民众生活等方面问题。 

　　智库的主要功能包括：一是为政府提供有关的政策咨询和对策建议，尤其是对涉及重大的发展战略、国际关系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理论依据、政策思路和解决方案等；二是收集、分析和反映社会公众的意愿及呼声。公共政策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民众，只有深入了解和掌握民众的需要、民生的问题，并将调查资料归纳、提炼并转化成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才能体现智库的社会价值所在；三是通过论坛、媒体等平台，发挥科学导向作用。智库通过专业研究形成新的政策主张，一方面积极提出建议，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另一方面，通过学术交流、书刊媒体，阐述政策建议的意义和依据，争取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并影响和教育公众；四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科学民主程度。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体现了科学、民主的执政理念，而且拓宽了反映民意、集聚智慧的渠道，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由此可见，智库是建立在较高的专业研究基础之上，注重于重大现实和发展问题的对策性研究。智库不仅是思想库，而且还是智囊团，前者侧重于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后者侧重于提供可供操作的政策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智库更强调两者的关联、融合和转化，它明显地区别于一般的学术机构或高等院校。同时，智库作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发挥着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支撑作用。 

　　二、国外智库及其经验借鉴 

　　从国外智库的研究范围看，智库扮演的角色有几种类型，一是政策研究者，这类智库与政府有一定联系，例如，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等，有的智库得到政府的资助；二是政党代言人，这类智库的政治倾向比较明显，既有偏左倾向，也有偏右倾向，其中主要人物多为党的资深领导人或原领导人，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共和党）等；三是政府代理人，有些智库是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出现，但是主要是为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行宣传和解释，政府主导的色彩比较明显。另外，智库还有学术主导性和社会行动型，前者具有较强的提出问题和主导议题的能力，例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后者不仅从事分析评论工作，还是政策倡导者，例如美国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从智库的评价体系标准看，虽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存在差异，但是大多具有智库的影响力、效用等重要特征评价方面。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为例，其评价方面有：资源指标、效用指标、产出指标和影响力指标。效用指标包括：媒体和政界的声誉、政府部门简报、网站点击率、书刊销售量、研究报告传播情况、刊物转载率、主办研讨会。影响力指标包括：政策建议采纳情况、网络聚焦状况、政党竞选中咨询作用、智库获得的荣誉、学术和政策成果等。① 

　　20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对智库的评价，主要围绕咨询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媒体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的成长与营销能力等开展评价。 

　　从全球智库统计和排序看，20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结果，当时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广泛分布于世界的169个国家，其中美国智库数量居首，多达1830家，中国有429家列第二。在全球顶级智库前10位中，美国拥有6家，英国有2家，瑞典和比利时各有1家。在全球顶级智库前150位中，我国仅占有7家，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上表明，我国智库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为远落后于美国，这与一个13.6亿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适应。 

　　美国智库运作的经验借鉴。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庞大、形式各异，但是其运作过程有一定规律。第一，大多数美国知名智库强调自身独立性，不依附于政府或某个政党，不受政府的干预和制约，以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二，美国智库大多采纳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理事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为管理机构，例如，兰德公司是由监事会负责，布鲁金斯学会则由董事会领导。② 智库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采取合同聘用制，并有考核和聘期要求，有助于提高智库的运作效率和成果质量，这与我国体制内智库行政化及其人员终身制相差很大。③ 第三，美国和西方国家及台湾地区等，当总统（总理）大选后组阁时，大量政务官会离开政府部门，同时相当数量的智库学者成为新官员，上述智库研究者与政府官员之间角色互换和相互流动称为“旋转门”机制，这不仅保持政府与智库的密切联系，而且也提高了智库对社会前沿动态的把握能力。第四，大多数美国智库经费来源多样化，主要有4种来源渠道：刊物和学术会议收入、政府委托研究合同收入、社会各界捐赠。其中，社会捐赠为主要捐款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收入的45%来自于公司和个人的捐款，29%来自基金会的捐款，7%来自出版物的收入，来自政府的资金只有约4%。① 这有助于保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三、我国智库建设与发展思考 

　　加强我国智库建设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与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所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复杂和多变的国际形势形成的压力密切相关，要破解这些矛盾和难题需要凝聚全国人民的智慧才能，特别是发挥高水平专业研究人员的聪明才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1977年中央批准原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出来，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出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力量，为改革开放提供更多智力支持的考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科院发挥了智库的重要作用。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智库建设是从社科院成立时开始。《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加快智库建设自然成为国家的工作部署。 

　　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② 这不仅明确了我国智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指出我国智库建设的目标方向。这里的新型智库含义有：一是在我国现有智库体制上创新，激发出智库的更大效用；二是借鉴国际上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从运作方式和管理方法上创新，提升智库的研究成果；三是构建多层次、多方面的智库新体系，2020年力争形成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的全国智库新体系。 

　　从我国智库发展现状来看，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尚有明显差距，除了研究成果质量问题之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智库的定位标准不明确。现有智库大多与传统的科研院校合为一体，两者之间的功能、作用和任务的差异不够明确，智库的评价标准尚无成型；二是现有科研体制弊端显著，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存在弊端，并且延伸至智库之中，突出表现为缺乏惩罚和淘汰机制，包括考核不严格、人员只进不出、只上不下；三是社会智库存在鱼龙混杂现象，一些中介公司、猎头公司趁国家重视智库建设之机，将其包装成社会民间智库；四是我国缺乏西方国家的“旋转门”机制，科研人员到地方挂职锻炼大多是为了应付，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不少科研人员存在上不深入了解国家政策含义，下不深入了解基本国情和现实难点问题。 

　　从制度安排、机制建设来看，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几点建议：一是重视制度建设。通过创新机制，真正实施新的用人制度，通过真正实施聘用制、合同制、考评制、淘汰制，形成一批符合国际管理规范、具有高质量对策研究能力的国家级智库；二是制定出台符合我国智库的评价体系标准，这是我国智库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不仅有助于引导我国智库的正确发展方向，而且有助于制约某些智库无序发展和不规范的现状；三是探索从官方智库中从体制内剥离，去除行政化和打破大锅饭，使其半独立或独立运作，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如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激发智库活力，发挥研究人员的潜能；四是处理好智库与政府之间关系。一方面，智库应保持科学性、独立性和客观性，智库不必等同于政府机关；另一方面，智库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只有双方合作才能发挥智库的作用，这需要进一步建立和拓宽信息报送渠道；五是建立若干规范性智库的典型样板。通过智库的典型样板，发挥示范性带动作用，推进我国智库建设的有序、规范、有效发展，使智库成为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本稿件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5年第6期（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