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物自给状况与变化趋势分析*

张元红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大食物概念和考虑库存影响的新估算方法考察了中国食物自给状况。研究发现，中国食物总体自给程度目前仍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本世纪以来已经明显进入下降通道。不过，自给率下降较多的主要是植物油及油料作物等产品，谷物和其他大宗食物依然能够保证基本自给。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本国农业低效率高成本以及缺乏国际竞争力，是导致食物自给率下降的基本因素，而优先保障口粮供应的粮食安全战略则影响着食物自给的结构性变化。研究还发现，一旦粮食生产出现持续减产，中国食物自给率将会快速下降。但是，只关注粮食增产也不一定能阻止食物自给率下滑，其他多种市场、政策和制度因素也会影响中国食物自给状况和粮食安全形势。

关键词：食物自给率  库存  热量  趋势

一、引言

自给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状况的一项核心指标。2008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提出，中国粮食自给率要基本保持在95%以上[①]。2013年，中央又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其中，自给率仍然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即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十二连增” [②]，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粮食进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③]。不仅是粮食，其他食品例如猪肉、牛羊肉、牛奶和食糖等产品的进口也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引发了大家对国家粮食安全状况的持续关注与担忧，中国粮食和其他食品是不是越来越供不应求？粮食和其他食品自给率是否在急剧下降？“谁来养活中国”是否又要成为热门问题？

学术界和社会上关于粮食自给率问题的议论一直存在。多数讨论都涉及中国应该维持多高的自给率才能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例如洪涛，2014；李显戈，2015）；另外一些讨论则涉及粮食的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例如郭燕枝等，2008；张启良，2014）；还有一些讨论参考了国外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例如冯昭奎，2008；姜长云等，2014），等等。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食物自给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粮食特别是谷物方面，对于其他食物品种的研究相对较少，将所有食物综合考虑在一起的研究则更为少见。另一方面，多数研究都受限于中国现有统计数据，只基于生产和进出口数据来估算自给率水平，只有少量研究（例如尚强民，2013）关注到库存变化等对自给率估算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口粮在中国居民食物消费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④]，人们日常消费的食物品种越来越丰富，营养来源越来越多样化。因此，根据社会形势变化和经济发展需要，在考虑粮食安全问题时有必要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食物领域。实际上，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概念中的粮食也是包括所有食物在内的广义概念。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相关产品的进口也急剧增加，其背后还有库存的大幅变动，如果不进行综合考察，很可能会错估中国食物的自给程度，进而错判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

本文对食物自给率的分析将基于大食物概念和新估算方法。一方面，将考察产品的范围从谷物扩展到所有食物品种，综合考察整体食物自给情况；另一方面，将观察指标从生产和贸易扩展到整个供给领域，库存变动等相关因素在估算时也将被考虑在内。

二、概念、方法与数据

（一）概念与方法

在《现代汉语词典》[⑤]里，“自给”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一般认为，自给率（self-sufficiency ratio）指的是一国或地域内消费的产品中由本国或地区所生产的比例（李显戈，2015）。按照这种定义，自给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的总生产量占总消费量的百分数。与其相对应的概念则是贸易依存度，即一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消费缺口需要依靠进口贸易来满足的比例。就粮食而言，国内总消费主要包括种子、饲料、加工、食用、损耗和其他消费等几个方面，可以直接从这几个方面的数据来估算国内总消费情况，一些研究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姚成盛、黄琳，2014）。不过，这种估算方法涉及大量数据，其中很多数据甚至不可能经由统计渠道直接获取，需要进行系数折算或由个体推算总体，不仅计算过程复杂，而且准确程度难以保障，不同研究的估算结果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然而，换个角度、从供给侧来估算国内总消费可以使相关问题变得简单。在粮食或者食物平衡表中，国内总消费实际上等于考虑库存变动后可供消费的国内总供给。而可供消费的国内总供给等于国内生产量加上进口量，减去出口量和库存增加量。用公式表示如下：

                            （1）

（1）式中，表示国内总消费量，表示可供消费的国内总供给量，表示国内生产量，表示进口量，表示出口量，表示库存增加量（库存减少用负值表示）。

自给率（）等于国内生产占国内消费的比例，即：

                          （2）

国内许多分析虽然也认同有关自给率的基本概念，但因为得不到国内消费量和库存量数据，通常使用简化或者替代方法，用国内生产量加上净进口量来近似代替国内消费量（例如张启良，2014；姜长云等，2014）。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2001）有关自给率的计算方法也只考虑了生产和进出口数量。从理论上说，生产量加净进口量只能核算出当年新增供应量，只有在国内库存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当年新增供应量才基本等同于当年可供消费的国内供给总量。但实际情况是，库存往往变动较大，当年生产和进口的食物，不一定在年度内消费，可以进入仓库，留在未来年份中消费。近几年中国粮食市场情况正是如此。由于政府采取支持政策不断提高收购价格，国内粮食价格大幅高于国际价格，刺激了不断增加的粮食进口。而与此同时，中国粮食产量多年来也在持续增长，国内市场供给充足，大量新增产量不断涌入粮库。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粮食消费总量实际上并没有大幅增加，进口增加并不是由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导致的粮食短缺所引起的。

从自给率计算公式可以推算，在库存增加时，只考虑生产量与进出口量的计算方法会低估自给率（由于没有扣除库存增量而分母偏大）；反之，在库存减少时，只考虑生产量与进出口量的计算方法则会高估自给率。因此，如果认可自给率反映国内生产量占国内消费量比例这一基本概念，准确的计算方法就应该将库存变动考虑在内，这样才能从供给侧估算出真正的国内消费情况。否则，就可能高估国内消费数量（将库存增量算作消费）或者低估国内消费数量（未能考虑动员库存所满足的消费）。

自给率指标可用于单个产品，也可用于各种分类和整体分析的场合。就食物自给率而言，该指标可以用来评价某一具体产品例如小麦、玉米的自给情况，也可以用来评价某一类产品例如谷物、粮食的自给情况，还可以用来评价所有食物的综合自给情况。对某一具体产品或者某一类别产品的自给率进行估算时，由于其品质和功效相同或相近，可以直接使用实物量来计算；但对不同类别的食物则不能进行实物量加总，国际上通常根据其主要营养含量折算后加总，比如按最基础的营养价值—热量值折算后加总。计算公式为：

                              （3）

（3）式中，表示综合食物自给率，表示食物种类，表示某一类食物国内生产量折算的热量值，表示某一类食物国内消费量折算的热量值。

（二）数据

由于国内统计资料不能提供系统完整的食物供求平衡表数据，本文采用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有关数据，特别是食物平衡表数据（Food Balance Sheets）[⑥]。这些数据包括世界各国每一种食物、每一年度的供需数据，供给方面有国内生产量、进口量、出口量、库存增减数量等，需求或者消费方面有种子、饲料、加工、食用、损耗和其他消费的数量等。同时，粮农组织拥有一套完整的各类食物营养含量折算系数表。食物平衡表也提供了各项食物的人均供给实物量和营养数值，包括热量、蛋白和脂肪，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计算出各项食物供给量和消费量的热量值。该数据库中有关中国的数据最早可追溯至1961年，目前比较完整的最新数据截止到2013年。

三、中国食物自给率现状

（一）基本情况

本文采用上述方法，考虑库存变动对国内供给与消费的影响，以热量值折算后汇总计算综合食物自给率，以实物量值计算各类产品自给率。计算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处于比较

高的水平，2013年为86.43%[⑦]。见表1。

分类来看，自给率较高的分别是香料、茶类、蔬菜、水果和其他水产品几类食物，这些产品的国内生产量都高于国内消费量，一部分产量被用于出口，自给率都大于100%。自给率最低的是油料作物产品，自给率只有45.50%。植物油、糖及甜味剂的自给率也比较低，分别只有66.04%和81.00%。谷物类、肉类、蛋类、奶类、鱼及海水产品等大宗食物产品的自给率水平都很高，其中，谷物自给率为98.97%、肉类自给率为97.15%、蛋类自给率为99.92%、奶类自给率为80.95%、鱼及海水产品自给率为94.82%。其他食物例如酒精饮料、动物脂肪、木本坚果以及不含大豆在内的其他豆类的自给率也都在85%以上。

具体到一些重要的食物，口粮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其中，稻米及产品自给率为101.37%，小麦及产品自给率为96.04%；大宗作物玉米及产品自给率为100.63%。但是，也有一些食物的自给程度较低，比如，棕榈油自给率只有3.17%，木薯及产品自给率只有13.17%，大豆自给率只有15.41%，远洋鱼自给率不到40%，大麦及产品自给率也不到50%。

表1                               中国食物自给率（2013年）                         单位：万吨、%

（续表1）

注：根据FAO食物平衡表等数据计算。数据来源：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bulkdownloads/ FoodBalanceSheets

_E_All_Data.zip。综合食物自给率以热量值折算后汇总计算得出，各项产品自给率以实物量计算。

总的来说，中国食物自给程度较高，口粮和其他主要大宗食物都能保证基本自给。中国食物自给的短板主要在植物油和油料作物方面，部分产品严重依赖进口。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主要食物的自给率处于较高水平。2010年，中国谷物自给率达100.88%，远高于同处东亚、生活习俗相近、农业资源条件相似的日本（19.97%）和韩国（23.99%），也高于亚洲（93.19%）和世界平均水平（99.92%）。当然，中国谷物自给率低于美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更低于一些有资源优势的农业大国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阿根廷等。中国肉类食品自给率（98.22%）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1.09%），但也高于日本（52.34%）、韩国（70.40%）和亚洲平均水平（93.83%）[⑧]。

（二）传统简化方法的偏差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研究采用简化方法计算中国粮食自给率，用国内生产量加净进口量代替国内消费总量，而没有考虑库存变动因素，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偏差。比如，2000～2003年期间，中国谷物连续减产，谷物市场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现象，需要动员以往库存来满足当年国内消费，但用传统简化方法计算得出的自给率仍然很高，没有反映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相反，2006年以来，由于谷物连续增产，加上进口增加，中国谷物库存大增，相当一部分产量并未形成有效消费，而用传统简化方法计算则又高估了国内消费数量，低估了中国谷物自给率。表2反映了使用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谷物自给率的差别情况。可以看到，使用简化方法将2003年中国谷物自给率高估了18.58个百分点，2013年则低估了2.81个百分点。

表2                             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谷物自给率                     单位：%、百分点

注：自给率1=［产量/（产量＋进口量－出口量）］×100%，自给率2=［产量/（产量＋进口量－出口量库存增量）］×100%。根据FAO数据计算。数据来源：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bulkdownloads/FoodBalanceSheets E All_Data.zip 。

四、食物自给率变化趋势

（一）总体趋势

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2000年（不包括）之前，食物自给率虽有波动，但基本上都维持在95%以上，低于95%的只有3年，且也都保持在93%以上。食物自给率峰值出现在1990年，达到101.01%。2000年之后，食物自给率总体趋于下降，2004～2008年期间虽有回弹，但再也没能回到93%的水平，最低值已经接近85%。详见图1。

过去，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与谷物自给率的变化趋势几乎一致，1961～2003年期间两者之间相关系数达到0.91；但2004年以来，两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2004～2013年期间两者之间相关系数只有0.38。如果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明显趋于下降，那么，中国谷物自给率则没有进入下降通道，尽管波动幅度加大，但多数年份仍能维持95%、甚至98%以上的极高水平。

图1  中国食物自给率变化（1961～2013年）

注：根据FAO数据计算，综合食物自给率以热量值折算后汇总计算得出，各项产品自给率以实物量计算。数据来源：FAO网站，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bulkdownloads/FoodBalanceSheets_E_All_Data.zip。

（二）产品间差异

分类来看，1990年（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峰值年份）以来，自给率下降最多的是油料作物产品，1990～2013年期间自给率下降了52.92个百分点；其次是不包括大豆在内的其他豆类产品，1990～2013年期间自给率下降了49.92个百分点；同一时期，自给率下降幅度在10～30个百分点的有兴奋剂类食品、下水、淀粉根类、植物油、糖及甜味剂以及木本坚果产品；自给率基本保持稳定、上升或下降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内的有谷物类、肉类、糖料作物、动物脂肪、酒精饮料、蛋类、蔬菜、其他水产品以及水果产品；而同一时期鱼及海水食品自给率还提高了9.36个百分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5年来（2008～2013年），豆类和油料作物自给率继续快速下降，分别下降了24个和17个百分点；而奶类（不包括黄油）、糖及甜味剂自给率也开始大幅下降，分别下降了15个和14个百分点。

在各种主要产品中，1990年以来，自给率下降最多的是大豆，下降了78.82个百分点；其次是芝麻籽、豌豆、葵花籽油、棕榈仁油等产品，自给率下降了50～60个百分点；同一时期，自给率下降幅度在30～50个百分点的有高粱、木薯、蜂蜜、鱼油、大麦、茶等；自给率下降幅度在10～30个百分点的有黄油酥油、棕榈油、油菜和芥末籽、牛肉、食用下水、其他肉类、燕麦、葡萄酒、原糖、坚果等；自给率下降幅度在5～10个百分点的有玉米、稻米、花生、菜籽和芥末油、羊肉、奶类、菠萝、橄榄等；自给率基本保持稳定、上升或下降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内的有小麦、小米、红薯、马铃薯、甜菜、洋葱、甘椒、柑橘、香蕉、甘蔗、花生油、发酵饮料、啤酒、奶酪、酒精饮料、猪肉、禽肉、淡水鱼、远洋鱼、蛋、动物脂肪等；而同一时期也有一些食物自给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以上，比如番茄、葡萄、苹果、柚子、葵花籽、大豆油、芝麻油、玉米油、咖啡、杂豆等。详见图2。

图2  1990～2013年中国各类食物自给率变化（升降百分点）

注：根据FAO数据计算，数据来源：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bulkdownloads/ FoodBalanceSheets_E_All_Data.zip。

总之，在各种食品中，以大豆、芝麻、油菜籽等为主的部分油料作物（榨油后的饼粕等也是饲料原料），以棕榈油、葵花籽油为主的部分植物油，以高粱和木薯等为主的饲料原料，以大麦为主的部分加工食品原料，以及茶叶、黄油等辅助食品的自给率下降较快。近年来，牛奶和牛肉等产品的自给率也开始快速下降。这些食品自给率的下降带动了中国整体食物自给率的下降。1990～2013年，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平均每年下降0.63个百分点；近年来，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近5年平均每年下降1.27个百分点。

五、食物自给率变化原因分析

（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导致食物生产供不应求

冯昭奎（2008）专门研究了日本食物自给率的演变历史，发现日本按热量计算的综合食物自给率从1960年的79%，降至1970年的60%，1980 年的53%，1990 年的48%，2000年的40%，2006 年39%。何安华、陈洁（2014）研究了韩国食物自给率的演变历史，发现韩国粮食自给率从1965年的89.7%持续下降到1995年的60.9%，2010年的54.0%。2011年，韩国基于热量计算的粮食自给率只有44.5%。姜长云等（2014）也详细分析了日本和韩国谷物自给率的变化过程，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韩两国都经历了一个谷物自给率迅速下降的过程。1961～2009 年，日本谷物自给率由75.02%下降到23.62%，韩国谷物自给率由90.54%下降到29.55%。

作为邻国，日本和韩国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类似，两者在相同的发展阶段都经历了食物自给率的迅速下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姜长云等，2014）。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人多地少、缺乏农业资源优势的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食物自给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食物自给率下降背后的原因在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争夺了农业发展资源（土地、水、劳动力、资金等），压缩了农业生产和食物供给的增长空间；而另一方面，随着居民饮食结构和消费习惯变化、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食物需求不断扩张。这种供求之间的矛盾使得食品需求不断超越国内生产供应能力，推动了谷物自给率持续下降。

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日本、韩国当时经历的那段时期非常相似，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内农业生产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2000～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最低也在7.4%；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5.06%下降到9.17%；人口城市化率由36.2%提高到54.8%；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280元提高到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253元提高到9892元（张元红，2015），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国内食品供求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肉类5.8公斤、植物油1.3公斤；2014年，人均肉类、植物油消费量分别增加到22.5公斤、12.7公斤，分别增长了287.9%、876.9%。人口城镇化也带来了消费升级。比如，201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肉类28.4公斤、奶类18.1公斤，比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高26.2%和182.8%[⑨]。虽然中国大宗农产品产量多年来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但在消费总量不断增加、消费结构逐步升级的情况下，国内农业生产仍然不能完全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二）小规模、兼业化模式导致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中日韩农业都属于小规模农户和兼业化经营模式。按户均经营耕地面积计算，日本农业的平均规模大约只有欧盟的十分之一、美国的百分之一。中国农户经营规模更小，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冯昭奎，2008）。这样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低下的农业生产效率和高昂的农业生产成本，使得国内农业产业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贸易自由化成为必然趋势的时代，国内农业市场不得不逐步开放，进口食品必然会不断挤占国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本币汇率升值，国内土地、水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环境保护要求提高等，将进一步提升国内农业生产成本，降低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加速本国食物自给率下降。

2004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逆差，之后贸易赤字逐步扩大。目前，基于热量计算的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已经下降到86%。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3年年底，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与边界，从“保全部”转向“保重点”，并第一次把“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内涵之一，要求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程国强，2015）。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城乡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国食品生产和供需情况将进一步发生变化，食品自给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三）粮食安全战略影响食物自给的结构性变化

农业不同于其他普通产业，除了保障就业和保护农民收入以外，农业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提供的产品主要是食品。“民以食为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低估农业生产和食品供应的重要性。即使是农业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也不会完全遵从比较优势原则，将本国的农业生产和食品供应完全交由国际市场来决定。这也是很多国家制定粮食安全战略、采取农业保护政策的根源所在。

粮食安全和农业保护政策并不能包罗万象，在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下，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通常只能保护那些绝对影响国计民生、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独立的产业和产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基本口粮的食物往往成为被优先考虑的对象。日本和韩国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居民的基本口粮——大米进行高度保护，维持大米的高自给率。1960～2006 年，日本按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从79%降至39%，按重量计算的谷物自给率更是从82%降至27%，但是，作为主要口粮的大米的自给率直到2005年一直保持在95%以上（冯昭奎，2008）。韩国的谷物自给率从1966年的102.5%降到2010年的27.6%，但在此期间，除个别年份外，各年的大米自给率均保持在90%以上（何安华、陈洁，2014）。

1990年以来，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已经由101.01%下降到86.43%（2013年），下降了14.58个百分点，但谷物自给率只下降了4.29个百分点，目前仍维持在98%以上。同一时期，大豆自给率下降了78.82个百分点，目前自给率只有15%左右；但稻米自给率只下降了5.33个百分点，目前自给率仍在100%以上；小麦自给率不仅没有下降，还提高了2.08个百分点，目前自给率也在96%以上。在这种结构性分化的背后，是中国政府有保有弃的区别化农业政策。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因此不可能保障所有农产品都自给自足，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是非常必要的。在具体产品选择上，作为居民主要口粮的稻米和小麦的生产得到了优先扶持，采用不断提高的最低收购价以及进口配额限制等政策予以充分保护；而大豆国内市场则最早向国际市场开放，只有3%的低关税，没有进口限制，结果进口大豆快速占据了国内市场。

（四）粮食生产滑坡将导致食物自给率快速下降

长期以来，中国能够维持较高的食物自给率，主要获益于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一旦粮食生产滑坡，出现持续减产的情况，食物自给率就会快速下降。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1999～2003年期间。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123亿公斤，但从1999年开始粮食产量不断下滑，一直降到2003年的4307亿公斤，减产幅度达到16%。与此同时，中国食物自给率5年内就大幅下降了14个百分点，谷物自给率下降了18个百分点。2003年年底，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和保护粮食生产的政策，包括最低收购价、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减免农业税等，粮食产量才逐渐回升，直到2008年，粮食产量才重新超过1998年的水平，同期，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和谷物自给率也得到了恢复和提升。

（五）其他因素影响

2008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仍在持续增长，但谷物自给率却没有出现同步提升，综合食物自给率还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粮食价格持续高涨，而国际粮价大幅下落，越来越大的国内外价格倒挂[⑩]，导致了进口粮食大量增加，国内增产的粮食很大一部分直接进了仓库。当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多样化、高品质食品的需求增加，也导致了粮食之外其他食物进口快速增加。这一时期的情况表明，在国内粮食产量增长之外，有更多的因素影响到食品进出口贸易和食物自给率的变化。有时候净进口增加并不完全是因为国内生产不足或国内供应短缺，对于那些没有进口配额限制以及进口关税较低的产品来说，国内外价差将直接决定其进出口贸易的方向和规模。影响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因素很多，除了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这一基本因素以外，还包括国内外各种农业扶持政策特别是价格支持政策、汇率制度与政策、能源价格与政策、国民经济甚至整个世界经济景气状况等。另外，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问题也会左右居民的消费偏好，进而影响到相关食物的进出口贸易。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本文分析表明，目前中国食物总体自给程度仍然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以热量计算的综合食物自给率2013年为86.43%；口粮和其他主要大宗食物能够保证基本自给，口粮（稻米和小麦）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谷物自给率为98.97%，肉类自给率为97.15%，蛋类自给率为99.92%，奶类自给率为80.95%，鱼类自给率为94.82%，蔬菜和水果自给率高于100%；食物自给率较低的产品主要是植物油和油料作物产品等，油料作物产品自给率为45.50%，植物油自给率为66.04%；少数产品严重依赖进口，例如，棕榈油自给率只有3.17%，大豆自给率只有15.41%。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条件相似国家相比，中国主要食物自给程度相对较高。

研究发现，采用简化方法、用国内产量加净进口量代替国内消费总量所得出的中国粮食自给率存在较大误差。比如，这种算法将2003年的谷物自给率高估了18.58个百分点，2013年则低估了2.81个百分点。

从趋势来看，中国综合食物自给率在2000年前基本稳定，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已经明显步入下降通道。不过，导致食物自给率下降的产品并非谷物等大宗食品，而是植物油及油料作物产品、部分饲料和加工食品原料，以及部分草食性畜产品等。

导致中国食物自给率变化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本国农业低效率高成本以及国际竞争力不足，是导致食物自给率下降的基本因素；而优先保障口粮供应的粮食安全战略则影响着食物自给的结构性变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能否维持较高水平食物自给率的关键在于粮食产量能否持续增长，一旦粮食生产滑坡和持续减产，食物自给率将会快速下降。近年来的实践还表明，即使保持了粮食增产，也不一定能阻止食物自给率下滑，国内外市场变化、农业支持政策和食品安全状况、汇率、能源价格乃至世界经济景气程度等，都会通过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国食物自给状况和粮食安全形势。

（二）政策含义

首先，要清醒认识中国食物自给率状况及变化趋势。目前中国食物自给程度相对较高，即使综合食物自给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趋于下降，也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对此不必过分担忧。中国农业资源有限，仅靠国内资源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所有食品需求，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引起严重的水资源缺乏、地下水过采、耕地质量下降和环境污染等问题[11]。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未来中国居民各种食品需求仍会继续增长，对国内农业生产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十分必要。当然，也需要根据国内外供求形势对食物自给率设定合理的限度，一些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产品要保持必要的自给率。要认识到中国消费量巨大，一些大宗产品不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比如，中国稻米年消费量为1.9亿吨，而世界稻米年出口量仅有0.33亿吨[12]。

其次，要树立大食物观。面对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要立足整个国土资源，通过多种途径、开发多样化的食物资源。对食物自给的分类分析表明，中国不同食物的自给程度差异很大，结构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需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利用政策工具和措施，引导农民生产行为，减少相对过剩产品的生产，增加短缺产品的供给。另外，中国现有统计体系中缺乏综合食物平衡表信息，有关部门应适时编制和发布有关资料，包括各种食品供需和库存变动情况等，以便公众更好地了解国情，及时把握整体食品供求形势。

第三，不能放松粮食生产。本文分析表明，粮食生产滑坡和持续减产将会导致中国食物自给率快速下降。因此，必须十分重视粮食生产。近两年中国粮食库存很高，需要适当消化，短期内不需要持续增产，但要注意避免出现连续多年大幅减产的情况。具体政策上要把重点放在粮食主产区，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力度，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农技推广体系，保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粮食产量。

第四，要注重提高农业竞争力。要减少一些国内产能能够满足需求的不必要进口。在当前形势下，要利用财税、信贷、保险和其他支持政策，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规模化经营。同时，要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最后，要强化食品安全意识。一些食品进口的增加，并不是因为国内供给不足，而是因为消费者对国内食品质量不放心。因此，需要加快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接轨，要建立食品可追溯制度，加强源头治理和各环节监管，严格落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参考文献

1.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调整方向》，《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第12期。

2.程国强：《中国粮食安全的真问题》，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2-05/100781776.html，2015年。

3.冯昭奎：《日本食物自给率变动及其对中国农业的启示》，《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

4.郭燕枝、郭静利、王秀东：《试比较我国粮食自给率和谷物自给率》，《农业经济》2008年第1期。

5.何安华、陈洁：《韩国保障粮食供给的战略及政策措施》，《世界农业》2014年11期。

6.洪涛：《稻米小麦自给100%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黑龙江粮食》2014年第6期。

7.姜长云、李显戈、董欢：《关于我国粮食安全与粮食政策问题的思考——基于谷物自给率与日、韩相关经验的借鉴》，《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8.李显戈：《基于国际视角的粮食自给率变动研究》，《世界农业》2015年第3期。

9.尚强民：《关于粮食自给率的讨论》，http://www.zglyfzw.com/news/show.php?itemid=15460，2012年。

10.姚成盛、黄琳：《我国食物资源安全状况评价及其对策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年第6期。

11.张启良：《我国粮食自给率到底有多高？》，《统计与咨询》2014年第2期。

12.张元红：《农业、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3.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Balance Sheets——A Handbook, Rome, 200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责任编辑：小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