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柳枝又泛出新芽，暖冬过后的暖风薰得刚过完农历新年的中国人陶陶然的。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经过岁末的盘点之后，第三本农村发展研究报告又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过去的一年中国好事不断，北京申奥成功，APEC会议在沪召开，多哈中国“入世”，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势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仍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所有这些，都烘托出一个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太平盛世来。但越是大好形势，越应清醒地看到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居安要思危，盛世亦应有危言，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方面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

2001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达4.2%，扭转了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的趋势，但农民增收的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000年2.79:1进一步扩大为2.90:1。不仅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在享受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更大，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2001年，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及县以下地区只占37%，比200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收入和消费水平方面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了农村消费市场份额的不断缩减，直 接影响了启动内需战略的顺利实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应该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农民的市场意识已逐渐增强，即使在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市场意识也已达到相当高的层次。他们关心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关心农产品的价格走势，他们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只会根据上面的计划安排进行生产的旧式农民了，这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具备良好前景的最根本的因素。但农民关心市场的积极性必须有相应的能使农民得到切实物质利益的政策措施与之配套。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农民占人口的近70%，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指出：对农民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段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1998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又再次重申了上述的重要论点，并强调指出：“这是我们花了很大代价才认识的真理。”改革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国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倾斜政策一直是激励机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当今解决“三农”问题时我们也仍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对于农村发展所的研究工作者来说，在“三农”问题如此严峻、如此急迫之际，我们如何通过政策研究缓解政策供给的不足，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学术导向型，侧重于研究理论或方法；另一种是政策导向型，侧重于研究政策或对策。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农村发展应用研究的学者，学术导向型的，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应与实际密切结合，应能转化为政策建议，指导现实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政策导向型的，所研究的农村发展方面的政策，即使是短期的对策研究，也应有理论框架为支撑，研究方法为工具，这才能凸现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特色和特长。2001年，农发所尽管完成专著、论文及研究报告总计约700万字，但仍缺少高质量的重大的科研成果。在收入本研究报告集的文章当中，理论与实际结合密切的精品力作仍较少。从农发所2001年完成的700来万字的研究成果来看，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同志撰写的论文或研究报告，揭示和描述问题的多，鞭辟入里的论证分析少，提出观点和建议的多，有理论和实践为支撑的少。固然，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责任要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要履行，时间往往在无形中被一片片切割了，但古人云：“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症结在于未能下苦功，扎扎实实做基础调研；没有挤时间，认认真真来读书思考。惟愿在新的一年，农发所的同人能在科研成果质量和学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2003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第四本农村发展研究报告在质量上能有长足的进步。

 

张晓山

2002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