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4》收入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02年间撰写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本应在2003年结集出版，为何延后了一年？此中固然有2003年上半年“非典”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3》的“代言中”，我们希望“明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第四本农村发展研究报告在质量上能有长足的进步”。如何兑现这个承诺，使第四本报告在研究质量上确实有所提高，真正做到不辜负读者的期望，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进行的讨论和探索耗费了一些时间，延误了本集的出版，在这里特向作者、热心的读者和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歉意。

为保证收入文集的研究成果的质量，首先要从体制和工作程序的规范上着手。2003年，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编委会，由所学术委员担任编委，在编委会下面设立编辑小组，由《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两刊编辑部的资深编辑任成员，由编辑部主任陈劲松同志具体负责。工作程序是先由编辑小组成员对汇集的稿件认真进行审核，以稿件是否达到月刊或双月刊发表水平为取舍标准，提出审阅意见，在此基础上，召开编委会，由陈劲松同志介绍来稿情况和对每一篇稿件的审阅意见，编委们就编选原则、用稿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了人选的稿件。这13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就是经过上述程序筛选后收入集中的，相对于前三本文集而言，篇幅有所缩小，全书仅20万字，但文章更为精粹，质量也更有保证。

13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优势研究方向和粗具规模的团队力量。

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生态经济研究室在生态经济研究方面历史长远，研究基础较扎实，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全国性一级学会）的秘书处亦设在该研究室。2003年，生态经济学科已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现该室正在使生态经济学科建设逐步朝着专业知识结构更合理，研究方法更先进，成果质量更高，国际交往更广，团队精神更强的国内外知名的学科点的方向发展。文集中收入了这个研究集体的3篇研究成果，其中《生态农业的经济学基础》一文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生态农业。《中国流域环境综合管理》一文分析了流域环境管理系统的构建框架和运行流程，并从水资源管理机制建立、水资源法治建设、市场经济手段应用、生态需水量保证、信息网络平台构筑等方面，提出了中国流域环境综合管理的对策。《西北半干旱地区集水型生态农业与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一文则论证了为实现该地区农民的脱贫与农业、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的多重目标，则要推广集水型生态农业，使农民成为生态环境恢复重建的主体，认为这将成为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

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小组的几位成员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多项相关的重大课题。比如《中国农村金融研究》分析了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村金融市场影响与政策建议》课题则偏重金融服务的供给机构和政府作用的分析；《金融创新与农村金融市场发育研究》分析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能力和环境；《农村金融组织行为规范研究》强调了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农村金融市场建设研究》重点分析市场构建框架等。该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专业知识互补性强，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金融、发展金融等相关领域。他们研究经验较为丰富、创新能力较强，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文献。近年来他们的许多科研成果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各项奖励。本文集中收入的《金融创新与农村金融市场发育》、《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的多元化》及《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行为与政府干预》等3篇文章即是他们近年来部分研究成果的精粹。

如何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是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乡村低水平制度均衡：发生机制与破解路径》一文指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体系下，一个村落可能形成一种低水平的制度均衡。低水平制度均衡长期不能被打破意味着农村社会的停滞，这种停滞不仅使农民痛苦，也使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不能实现。打破低水平制度均衡关键是要调整国家权力体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文章提出把政府为主的农村公共权力体系的重心放在乡一级，并由农民直接选举乡政府领导。是不是搞“乡公所”，是不是要一级财政，都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授予机制。在村一级则建立以民间志愿者为主的公共权力体系。

《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一文指出，在新时期，分权与分治成为国家治理方式总的特征。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是社会公共权力的组成部分，同时是国家权力运作体制中的一环。其体制性特征就是压力型运转。随着乡村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压力体制在乡镇与村庄之间出现了转轨，国家行政权力在文本制度上退出了村庄公共权力领域，出现了“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二元并存”。为了解决乡镇行政权与村庄自治权之间的结合，一种选择是将这种压力体制继续扩大化，使村庄行政体制化；另一种选择是改革这种压力体制，使乡村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保持相对独立的空间。文章提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制应从行政性的“命令一服从”模式转为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可以将乡村社区事务与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其中，乡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村民自治。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理。在确定国家行政权力与村庄自治权边界的同时，还需要确定在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合理边界。

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述了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路径，读者应着重了解的不应是他们最后开出的药方，而是他们的命题的依据和全文对命题所展开的分析论证过程。

文集中收入的《理想与实现—关于河北省滦南养猪专业合作社和北京房山区长坊柿子专业合作社的分析报告》、《乡镇财政制度缺陷与农民负担》、《略论我国西部牧区细羊毛生产方向的战略调整》以及《农村人口养老资源的数据分析》等4篇文章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农村经济组织与制度”以及具有相对研究优势的农村财政、畜牧经济、农村社会保护等方向的部分研究成果。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调整中的国内支持政策：现状评价、未来的基本目标和支持方式》一文则是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中国农业大学林万龙副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应该强调的是，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各个团队、各种平台都是开放的，乐于和外界各方人士建立良性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们欢迎各界有志于“三农”问题研究的志士仁人通过读我所的研究生、博士后、开展合作研究、任我所特邀研究员、副研究员等各种形式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大家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并肩战斗。

农村发展研究所今后科研工作的重点是在充分发挥个体创造力的前提下，鼓励团队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历了从计划、集体科研为主向以个体自由发展为主的转化，但在市场化的今天，尤其在应用科学领域，团队更具有竞争力，更容易出重要的、系统的研究成果。但用计划的方式、人为的方式打造不出团队，关键是创造团队形成的环境。团队是在个体的研究能力、研究方向已得到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团队的形成又为个体的进一步的发展创造机会、提供平台。形成一个团队需要有领军人物、一支具有互补性和梯度、能形成合力的研究力量以及具有比较优势的研究方向，从现有条件看，农村发展研究所现已形成几个粗具规模的团队，这些团队不断涌现出的研究成果将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质量的可靠保证。

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4》付梓之际，《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5》的论文征集工作也即将展开，编委会对第5本报告的文章质量已提出了更为具体、更加严格的要求。相信在全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的质量将不断提高，以此来回报广大读者的厚爱和关注。

 

张晓山

200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