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岚岚，胡轶歆,2024.从信息化到数字化：政策演变、研究进展与前沿趋势.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66-95

 

【摘  要】基于政策文本梳理和文献计量分析，本文系统探讨了2001—2022年我国推进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演变历程及阶段性特征，剖析了信息化到数字化研究的演进动态及前沿领域。结果表明：（1）我国信息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信息化萌芽、信息化深入推进和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相关政策演变体现了城乡统筹和区域均衡发展的顶层设计逻辑，以产业与治理的数字化为核心、各领域全面渗透的实践逻辑，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内生驱动逻辑，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需求牵引逻辑；（2）研究呈现领域多元化、方向前沿性、重点突出、及时回应现实关切等典型特征，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何赋能工业转型升级、智慧城市发展、数字乡村建设和如何构建数字经济的治理体系成为过去一段时期的研究主线；（3）近期研究持续聚焦数字经济、数字乡村、数字金融、数字鸿沟、数据要素等方面，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特性、应用、影响和治理研究热度持续上升；（4）数字化实践面临数字城乡融合程度低、区域数字鸿沟明显、产业与治理数字化短板、数据要素治理滞后等多重挑战。未来研究和政策设计需更加关注县域数字经济与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小微市场主体的数字参与驱动机制及共富效应、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与高效能数字治理的协同、数字化转型驱动下的零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数据要素治理机制等热点与前沿问题。

 

【关键词】信息化；数字化；数字经济；数据要素

 

【作  者】苏岚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胡轶歆，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讲师。

 

 

 

 

从信息化到数字化：政策演变、研究进展与前沿趋势

 

信息技术革命给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带来诸多机遇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驱动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三个阶段（孙毅，2022：3－5）。在国际趋势和本土发展需求的共同驱动下，我国加速迈入信息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偏低、产业链数字化程度不高、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据要素治理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等诸多挑战（王琛伟，2022；霍鹏，殷浩栋，2022）。在全面推进数字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系统梳理21世纪以来我国信息化政策演变历程及其潜在逻辑，厘清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研究脉络、前沿方向和实践效果，对新时期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和政策支持体系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充分释放信息技术发展的红利效应，我国政府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不断完善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支持政策设计。自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产业，并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整体规划。随着网络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的空前发展，加之电商平台进入初创阶段，我国于2006年适时提出推动国民经济各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我国于2011年提出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一系列措施。面对世界新技术、新产业的迅猛发展，从2012年开始，我国积极部署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为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在规模、应用和数据资源方面的优势，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各行业创新能力，2015年，国务院提出推动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系列行动和促进大数据发展的专项行动。为加快补齐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短板、推进数字城乡融合发展，2019年以来，国家持续强调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并有序开展国家和省级试点示范项目。为满足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化、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以及大数据产业发展需求，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完善数据要素治理机制的政策支持。上述政策演变呈现何种阶段性?不同阶段具有哪些鲜明特征?其背后蕴藏何种改革与发展逻辑?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政策梳理和针对性分析。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本文系统梳理21世纪以来我国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政策变迁历程及演变规律性，并依据2001—2022年文献计量分析，详细刻画该领域研究的演进动态、热点变化和前沿方向，全面呈现我国数字化转型实践的历史脉络、重点研究领域和不足，进而对未来研究和政策设计提出思考。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综合纵向历史演进和横向内容覆盖双重视角阐释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政策演变阶段性及典型特征，从顶层设计、政策实施、内生驱动和需求牵引四个层面剖析相关政策架构与实施的深层次逻辑；二是，基于对信息化到数字化的研究动态纵深梳理，厘清研究热点的动态变化与前沿趋势，诠释实践最新进展，并揭示信息化与数字化政策实施效果；三是，从县域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小微市场主体数字参与及福利提升、产业数字化与治理数字化协同、平台驱动下零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数据要素治理机制优化等方面提出理论逻辑与政策设计的前瞻性思考。

 

 

1 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支持政策演变

 

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数量及其变化是我国经济社会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方面政府关注度的直观体现。图1报告了2001—2022年国务院关于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政策文件（公报）数量。可知，2008—2016年信息化相关文件数量迅速增长。自2017年发展数字经济被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以来，数字化相关的文件数量波动上升，并在2020年后呈加速增长趋势。

 

 

（一）基于历史视角分析数字化发展支持政策演变及阶段性特征

 

基于政策文本梳理及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剖析，本文将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划分为信息化萌芽、信息化深入推进和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见表1）。

 

 

信息化萌芽阶段（2000—2005年）。该阶段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随着软件产业的振兴和“十五”星火计划的实施，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成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助力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20世纪90年代，我国相继启动了以金关、金卡和金税为代表的重大信息化应用工程；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等系列规划及配套举措，信息门户、电子商务、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等领域诞生了一批互联网企业；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着力推广电子商务应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实施，信息化探索逐步渗透到广泛的领域。该阶段的信息化政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顺应重点领域改革需求，主要关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医疗卫生、电商物流等领域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在摸索中起步，越来越强调信息技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支撑作用。

 

信息化深入推进阶段（2006—2013年）。着力破除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社会建设、公共服务创新、改善民生成为该时期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随着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城乡民生保障和社会领域改革统筹推进，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成为该阶段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关键内容。尤其2007年农业部印发《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为发挥信息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指明方向。2011年，《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强调推动生产装备智能化和生产过程自动化，推动信息化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升信息产业支撑“两化”深度融合的能力。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为依托，该阶段的信息化政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覆盖领域广泛，涵盖工业生产、城市建设管理、政务服务、企业经营管理、公共服务、教育管理、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的信息化；二是，重视加快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子政务平台的发展，鼓励互联网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三是，突出强调以信息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同时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布局。

 

数字化转型阶段（2014年至今）。该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中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自2015年起，“互联网+”相关政策井喷式增长。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积极推进“互联网+”系列行动的基础上，国家相继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持续加大新兴数字技术在产业发展、政务服务、公共治理等领域的创新性应用，以期构建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促的发展格局。2019年以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农业农村数字化的总体规划、实施方案与具体行动日趋明确。该时期的信息化政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强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越来越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主要关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企业数字化、金融数字化、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数字化等方面；二是，重视发展以智能工厂、电子商务、智慧农业、网络医疗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且越来越关注发挥其在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中的作用。

 

（二）基于内容视角阐释数字化发展支持政策演变的潜在逻辑

 

1.聚焦城乡统筹和区域均衡发展的顶层设计逻辑

 

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发展政策越来越强调城乡统筹。限于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21世纪以来的较长时期内，相关政策多将城市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政策体系设计割裂开来。随着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为时代新需求，立足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视角统筹推进城市和农村的信息化发展与融合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这既是以县域为单元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破解数字乡村建设瓶颈，推动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有序流动，构建跨区域交流协作机制的现实需要。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格局塑造了城乡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系统性差异，导致了城乡“数字鸿沟”问题（霍鹏，殷浩栋，2022）。通过强化一体设计、同步实施，推动数字城乡的融合发展，凸显了顶层设计的前瞻性、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融合的全面性、城镇发展的示范带动性、共建共治共享的协调性，契合了数字中国战略深入实施的内生需求。为补齐农业农村信息化这一制约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近年来国家从信息基础设施、智慧农业、数字治理等方面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数字化的支持力度。

 

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支持政策越来越强调区域均衡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欲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不同区域数字鸿沟的有效弥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信息化建设投入、社会资本活跃度等方面的不同带来经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区域性差异。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及“沿海—内陆”依次递减之势，大部分地区处于低水平区且总体保持稳态，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问题严峻（王军等，2021）。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国家在支持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出台系列文件对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地区进行专项支持，持续强调发挥信息技术对贫困地区脱贫增收、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以及各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作用，体现了相关政策对区域发展公平性和数字经济发展包容性的考量。

 

2.以产业与公共治理为核心、各领域全面渗透的政策实施逻辑

 

从政策的瞄准领域看，相关政策覆盖基础设施、工农业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诸多领域，政策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越来越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推进是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持续强调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依据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演变，适时出台政策加大对软件产业、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支持力度，并强调加快发展壮大包括数字创意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更广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

 

产业的信息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始终是国家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核心。数字产业具有技术密集性、高渗透性等典型特征，对工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领域的数字化均存在正向溢出作用（王俊豪，周晟佳，2021）。相关政策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联动互促，着力推动制造业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信息化发展，提高信息产业支撑融合发展的能力。与此同时，农业产业链发展对信息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在有序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基础上，立足农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系统性实施智慧农业发展规划，以充分激活数字化生产力，加速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化水平。

 

提高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内生需求驱动的结果，也是提高经济领域数字化转型水平的重要保障。数字技术嵌入重塑公共治理的社会基础、结构与形态，为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契机。公共数据资源基础、新型信息技术支撑、多元主体协同是构建高效能数字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的核心要素（廖福崇，2022）。相关政策强调围绕实现政务服务的标准化、便捷化、平台化、协同化，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推动线上线下服务融合，提高大数据辅助治理决策的能力，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3.赋能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构建共建共享格局的内生发展逻辑

 

从政策关注的群体看，国家越来越重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使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机会均等性和能力差距。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与数字化发展水平依赖于不同群体对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充分高效运用。虽然群体间接入型数字鸿沟在快速缩小，但知识型和能力型数字鸿沟仍然较为突出，制约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包容性（周慧珺，邹文博，2023）。围绕不同群体的典型特征，国家出台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机制，以缩小不同群体使用信息技术的机会差距和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福利差距。相关政策覆盖政务服务监督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会计财务审计人员，物流销售运输人员，小微经营主体，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继续教育阶段的教师和学生，农民工及返乡创业主体，老年人、残疾人、贫困户、低收入户、妇女等弱势群体。

 

4.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牵引逻辑

 

随着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明确。数据的泛在性特征使其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具有极高的渗透性（张平文，邱泽奇，2022：11）。经过20多年的信息化发展，我国积累了庞大的数据规模优势和丰富的数据应用优势，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前期国家出台的有关农业农村大数据、工业大数据、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土资源大数据、一体化政务大数据等相关的发展意见有力推动了多行业大数据的构建与完善，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催生了数据要素高效能治理的迫切需求。鉴于此，国家层面陆续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对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相关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实施方案，为新时期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2 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研究演进

 

从信息化到数字化转型实践的发展，带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不断拓展数字化研究的具体视角、维度和内容，延伸了数字化改革驱动机制与经济社会效应的研究范式。梳理已有研究可知，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研究呈现如下演进趋势：一是，研究视角从单一的信息技术领域逐步扩展至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文化历史等更广泛的领域，从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单一层面的研究转向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探讨；二是，研究热点从信息资源、信息产业转向电子政务、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方面，对信息技术的关注也从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转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三是，研究对象从青年群体、专业技术人员逐步覆盖至老年人、妇女、残疾人、脱贫户、低收入户、少数民族等群体。随着我国信息化实践的领域不断拓宽、数字化发展的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提升数字化发展的包容性、惠民性与可持续性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议题。

 

（一）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研究热点变化

 

2001年以来，信息化研究的主题较为丰富、内容较为多元。21世纪伊始，学者们对信息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图书馆信息化、信息资源管理开发、信息产业发展等信息技术需求产生较早的领域。随着2005年国家加快促进电子政务发展和2006年实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相关研究对数字出版、云计算、电子政务等领域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发布后，大数据、“互联网+”等相关研究的热度持续增加。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出台后，学者们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等领域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与新兴信息技术加速嵌入经济、治理各领域存在一致的趋势。随着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后，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政策设计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2002年之后，数字技术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且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及其影响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二）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研究演进特征

 

2001—2022年信息化和数字化相关研究的主要领域及演进脉络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研究领域日益多元化，从探讨信息技术本身的特性逐步拓展至信息技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法律、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实践应用。二是研究方向瞄准科技前沿，关于数字技术的探讨从一般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转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三是研究重心突出，聚焦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融合发展，探究信息技术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嵌入对工业转型升级、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四是研究及时回应现实重大关切，学者们对构建契合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数字治理体系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数字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对构建高效能数字治理体系的需求日益迫切。

 

 

3 数字化研究前沿领域与政策效果检视

 

本文以2014年以来的“数字化”研究为样本进行分析，试图揭示近年来数字化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变化，厘清数字化研究的前沿动态和重要方向；并基于系列研究所反映的数字化实践进展与政策预期的比较，检视近年来数字化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近年来数字化研究的热点领域及进展

 

国内数字化研究的聚类分析表明，最大的七个聚类分别是数字化、数字经济、图书馆、数字乡村、数字金融、数字鸿沟和融合发展。2014年研究频率较高的问题集中在期刊数字化、媒体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及数字出版等信息科学领域，尤其是编辑出版和文化传媒领域。2017年随着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数字经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为研究的热点。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出台及广东等省份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2018年人工智能和数字政府成为研究热点领域。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相继提出后，除了继续围绕城乡数字社会、数字金融、共同富裕等主题展开研究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智慧农业与乡村数字治理等领域表现出较高的关注。依据现阶段的前沿研究领域，本文重点梳理了数字化、数字经济、数字乡村、数字金融、数字鸿沟、数据要素相关的研究内容。

 

（二）近年来数字化研究的前沿领域及进展

 

大数据对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及其治理机制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基于大数据发展的时代背景探讨经济社会转型问题。二是对大数据嵌入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逻辑阐释与有限实证。三是探讨大数据治理机制。

 

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影响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五点。一是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创新扩散的特征与驱动机制和人机协同等问题。二是人工智能对产业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人工智能对就业机会、劳动力流动、工资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四是人工智能对公共服务与社会协同治理的作用。五是人工智能技术使用引致的法律伦理困境及其规制。

 

区块链特性、应用、影响及治理机制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区块链技术的特性与典型应用。二是区块链技术在企业创新、金融服务、数据共享等领域的应用与影响。三是区块链技术在农业安全生产与产品质量溯源、农业协同创新等领域的应用与影响。四是区块链技术赋能社会信任构建与社会治理。五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三）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政策效果检视

 

比照我国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政策设计逻辑、实施逻辑、内生驱动和需求牵引逻辑可知，相关政策的实践效果与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程度依然偏低。二是区域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三是产业数字化与治理数字化仍然是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四是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尚未形成。五是数据要素治理机制建设滞后，数据多重价值开发不充分。

 

 

4 拓展性思考与未来政策设计

 

21世纪以来，我国信息化发展支持政策变迁体现了机制设计层面的区域与城乡统筹推进、协同发展，内容实施层面的基础设施先行、以经济与治理为核心，主体层面的多方参与、惠民利民，动力层面的创新驱动、需求牵引等内在逻辑。基于研究动态梳理可知，信息技术应用由信息产业领域逐步拓展至经济社会的广泛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工业转型升级、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以及构建契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数字治理体系成为过去一段时期的研究主线。近期研究聚焦数字经济、数字乡村、数字金融、数字鸿沟等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特性、应用、影响及治理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立足前述政策变迁和研究演进动态，本文认为在加大新兴数字技术应用、影响、风险及治理研究的同时，还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支持政策设计。

 

一是，已有研究多基于省域和市域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和实现机制研究不足，不利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助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以县域为单元统筹推进城乡数字经济发展是发挥县域辐射带动作用、加速城乡融合和实现共同富裕、加快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内在要求（谢璐，韩文龙，2022）。因此，有必要从制度、政策、市场、技术、主体等层面系统探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城乡融合的动力机制，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县域内城乡融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以及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逻辑。同时，要推进县域数字化试点效果追踪评估、发展模式提炼与经验比较和体制机制优化研究。相关政策设计要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框架，完善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思维和协同思维，以数字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大数据平台跨区域跨行业衔接为突破口，持续推进县域内城乡间数字产业、数字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有序融合和联动发展。须加快出台推进城乡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开发利用的具体方案，并依托产业融合发展和市场主体创新创业赋能，持续激活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已有研究对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水平、驱动机制及福利效应的探讨较多，但对微观层面多元主体数字化参与及福利效应探讨有限。持续提高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数字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是不断改善数字经济发展包容性和惠民程度、构建数字时代居民福利长效提升机制的基础（邱泽奇，乔天宇，2021）。应加强对微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和主体参与行为逻辑的研究，探讨构建面向弱势群体、脱贫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帮扶机制，探究缩小区域和群体间数字化参与鸿沟的均衡发展机制以及数字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潜在机制。对此，相关政策设计应包括进一步加强居民尤其是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着力增强居民市场活动参与能力、经济资源支配权、公共决策话语权，促进城乡数字化信用体系建设及应用，构建基于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多要素投入的个体与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打通数字化驱动下的居民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通道；通过社会帮扶、代际支持、跨区域交流协作等加强对弱势群体和滞后地区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

 

三是，已有研究多从经济数字化或治理数字化的单一层面探讨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效果，对全产业链视角下经济数字化尤其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探讨不足，忽视了对经济数字化与治理数字化之间内在关联逻辑的深入探讨。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推进和实践的发展，亟待构建契合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的高效能数字治理体系。探讨数字经济发展质量评估体系与优化路径、数字治理效能评估体系与优化路径，以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高效能数字治理的“赋权—扩能—增信”逻辑与实践路径显得十分迫切。对此，相关政策设计应加强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支持政策的协同性、匹配性，加快补齐产业链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短板，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改进数字治理理念、结构、方式、结果、机制，强化数字治理目标、过程、能力与结果的统一，优化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和效率，为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供高效支撑；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与社会资本多元投入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考核评估机制，从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数字化信用体系构建、数字创业激活、社会阶层流动等层面多措并举提升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协同发展效果。

 

四是，已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居民就业与创业等市场参与活动开展了有益探讨，但对平台经济驱动下的居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灵活就业问题探讨不足。在城镇化和网络平台加快发展的背景下，依托网络平台提供零工机会的“互联网+零工经济”模式逐步覆盖至交通、教育、家政、咨询等诸多领域，对塑造经济新业态、活跃劳动力市场、缓解产能过剩、拉动经济增长、助力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传勇，蔡琪梦，2021）。鉴于此，有必要深入探究数字时代市场主体嵌入零工经济的驱动机制，灵活就业的成本、收益与可持续性，零工经济的盈利机制与收益分配机制，零工经济的正外部性与城乡融合发展，平台经济下的垄断、竞争、创新与治理、普惠共享与共同富裕等问题。对此，相关政策设计应包括进一步明晰平台准入条件，完善对部分平台型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同时，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各类数字平台规范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着力推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持续孕育平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采用政府直接监管与督促平台自治相结合的协同监管模式，构建零工经济覆盖主要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监测与权益保障机制，并推进对灵活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与资质认证，着力保障平台经济驱动下灵活就业群体的福利水平。

 

五是，已有研究关于数据要素特征与治理路径的探讨较为零散且尚不够深入，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推进，建构数据要素治理理论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张平文，邱泽奇，2022）。有必要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设计、流通模式和参与者激励机制研究，探究纳入数据要素的新生产函数，解析数据要素与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关联机制，加快构建数据要素交易的体制机制，探索数据要素的市场价值及其对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机制和驱动效果，以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路径；加快建构数据资产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探索数据资产价值创造的微观原理，加强论证企业数据资产化对资本市场及产业链的影响；加强研究数据要素流通的标准化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探索构建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间公平高效的收益分配机制；加快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利用和授权运营机制与制度保障，研究数据要素流通全过程风险评估与分类分级机制，探究风险防控与消减的智能决策方法，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数据要素流通监管机制。与此同时，应推进机器学习、系统仿真等方法在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影响实证研究中的应用，持续创新数据要素市场研究的方法体系。对此，相关政策设计应探索建立国家及地方大数据中心、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网信部门等的联席工作机制，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域内大数据协同治理模式，统筹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动态维护、开发利用，全面提升区域数据治理能力。立足数据要素权属、价值、安全和交易等方面的属性，加强数据产权界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树立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治理理念。根据政务、征信、产业、社会保障等不同治理平台和应用系统的数据类型，完善覆盖数据采集、存储、传输、使用等全过程的数据安全保护和风险防范体系，健全数据要素交易、流通与共享的政策保障体系。

 

有删节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