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冰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粮食安全，作为人类生存权的基石，自197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定义以来，始终与全球农业发展和治理能力紧密交织。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工业化国家在解决人与食物矛盾后的产物——当饥饿不再是社会主要威胁时，粮食安全逐渐演化为一种“系统性保障能力”的象征。从生物学本能到全球经济网络的跃迁，粮食安全的层级进阶不仅反映了技术的进步，更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内在适应性。本文将从“生物-物理-经济”三大层级分析储备形态的转变，并结合中国经验阐明：粮食安全的本质已从单纯的生产问题，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竞争。

一、生物层级：生存的基本保障

    在自然界中，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具有将热量转化为脂肪的能力。以北极熊为例，它们在冬眠时消耗的正是之前贮存的脂肪。而人类的“贴秋膘”习惯，唐代的“以肥为美”，乃至今天一些非洲部落存在同样的观念，本质上皆是对这一生存法则的回应。贮存脂肪的行为对动物和人类而言，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食物匮乏或遭遇不利环境时，脂肪能为身体提供能量，维持生理功能。对于现代人来说，较高的体脂率可以在手术或生病恢复过程中起到保护作用，提供必需的能量支持，帮助加速恢复。

    从储备的角度来看，人类和动物本身就是一个“营养储备容器”，通过生物学机制将食物提供的热量转化为脂肪，脂肪作为储备能够在食物短缺时转化为能量，维持生命活动。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这一生物机制在历史上和自然界中普遍存在，它是大自然赋予生物的一项生存优势。这种自然法则的存在，无需人为的定义，它在没有“粮食安全”这一概念之前，便已经在所有生物体内得到了体现，确保物种能够度过食物匮乏的时刻，维持更长时期的生存。

因此，粮食安全的最基础储备形态来自于生物层级，它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生存需求。在这一层级中，营养储备完全依赖于个体本身的生命状态。脂肪储备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个体度过饥荒或难关，但这种储备的容量极为有限。过度的脂肪储备还可能带来健康问题，如超重和肥胖，这也表明生物学上的储备不是无限制的。此外，生物层级的营养成分并不具备转移性，随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也无法被继承或传递给后代。因此，这一层级的储备更像是一种应急应灾机制，其作用非常特殊和狭隘，仅能在个体层面发挥作用，不能实现群体间的互助和共济。

    显然，生物层级的储备机制也不能构成全面的粮食安全屏障，它更多的是一种应对食物短缺的个体手段。食物的分配仍然取决于自然法则和个体的生存能力，无法进行更广泛的分配和共享。此时的社会现状通常表现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同时伴随着显著的社会分配不公。

因此，在生物层级的储备形态下，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粮食安全感知。在这样的体系下，粮食安全感知仅仅意味着个体之间在食物短缺时的有限互助和接济，而非普遍的保障，其对应的社会共情是公正和悲悯。它是一种基于同情和紧急情况的应急响应，而非普遍性和长期性的安全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升，粮食分配的机制逐渐发展，概念也逐渐从个体的生物特征进阶到社会层面的更高保障。

二、物理层级：储备与流通

    同样，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具有食物储存的习惯，以应对冬季可能出现的食物匮乏。人类社会也有一致性的习惯，例如冬季储粮的“秋收冬藏”，这种做法不仅是农业社会的一项生存策略，也是人类在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时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方式。

    当人类跨越个体储备的桎梏，以仓储技术和流通体系构建社会共济网络时，粮食安全便进入物理层面。中国汉代的“常平仓”、罗马帝国的“公粮分配”（annona），均通过制度化的实体储备缓解区域性饥荒。这一转变始于农业文明的初期，人类在每年的丰收之后便开始储存一部分粮食，准备应对来年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或歉收。这样的储备形式不仅能缓解季节性的食物短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提供保障。

物理层级的粮食储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流通效率。无论是谷物的储藏，还是其他农业产品的保存，储备系统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粮食安全的稳定性。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各国根据自身的自然环境、社会需求以及科技水平，发展出了不同的储备方式，尽管形式各异，但其核心理念大致相同，基本上都遵循“季产年销”的模式。以中国为例，历史上便采取了季节性储备模式，通过在丰收季节储存粮食，确保粮食能够在不同季节和地区之间平衡流动，以应对可能的粮食短缺或灾害。

    与生物层级的储备形态相比，物理储备的容器更大、储存的品种更多、持续时间更长、流动性更好，这也使得粮食安全概念初见雏形。粮食的实体储备可以在不同地区和社会间流通转让，例如大运河的漕运体系使唐宋时期粮食调运半径突破1000公里。这也产生广泛的共济和互助效果，帮助整个社会应对食物短缺的问题。尽管此时的生产力水平仍不足以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食物，但通过有效的粮食储备机制，社会公平性得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的保障，粮食不再是单纯依赖个人生物储备的资源，而是能够通过共享与调配，服务更多人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粮食安全从生物层级向物理层级逐渐过渡，变得更加系统化和社会化。

三、经济层级：全球化与财富储备

    随着现代化物流系统的快速发展，物理形态的粮食储备逐渐面临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现代交通运输技术和全球化贸易网络的发展，使得粮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高效流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也有效缓解了物理储备的压力。然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物理形态粮食储备的成本相对增加。这意味着，传统的依赖物理储备的粮食安全模式，在面对不断提升的成本时，需要寻找新的保障方式。

在此背景下，粮食安全的储备形态逐渐进入了经济层级，亦即财富储备，或可以称为虚拟储备，其本质是“用经济工具对冲物理风险”。这一层级的粮食安全不再单纯依赖物理储备，而是通过全球贸易体系和市场机制，实现粮食的高效分配与流通。经济层级的粮食安全，通过全球经济的生产和消费网络的动态调节，确保粮食供应的长期稳定和多样性。

    虚拟储备是经济层面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依赖于货币和金融手段来调动全球资源，保障粮食供应。在这一层级，粮食供应的保障不再单纯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物理储备，而是通过全球市场的互动和调节，使粮食资源能够实现合理配置，从而降低粮食供需失衡的风险。这一机制使得粮食安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动态调节，通过贸易和金融的手段实现灵活的资源调配，确保全球粮食的长期稳定供应。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通过出口工业品来大量进口农产品，从而实现粮食供应的保障。这意味着粮食储备的形态已经突破了物理储备，进入了虚拟储备阶段。虚拟储备将粮食安全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尽管经济层级的粮食储备面临着供应链风险、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等挑战，但毋庸置疑，这一层级的粮食储备体现了粮食安全的更高阶形态。粮食安全不再仅仅依赖农业产出和资源禀赋，而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时空配置，储备的容器也不再局限于物理形式，而是接近无形的价值容器。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保障已超越传统的物理储备模式，进入了更为先进的全球化资源调配层面，确保了粮食的全球供给更加灵活高效。

四、全球粮食安全现状

    纵观历史，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的时期，全球约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饥荒和营养不良之中，当前饥荒和营养不良比例已经降到9%。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中期以来的“绿色革命”，它通过引入高效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改良以及灌溉等手段，大幅提升了粮食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全球交通运输革命的推进，也极大提高了粮食流通效率，尤其是冷链技术的普及，使得粮食能够跨越国界迅速流动，减轻了部分地区粮食短缺的压力。粮食和农产品价格长期以来保持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受益，贫困和营养不良的现象逐步得到缓解。

    当前，全球仍有9%的人口仍面临饥荒和营养不良的困境，其根源并非生产不足，而是“层级断裂”——部分国家仍停留在生物/物理层级，无力参与全球经济层级的资源配给。其对应的是所在区域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对于许多处于粮食危机中的国家而言，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社会治理的失序和有效生产体系的缺失。这些国家普遍缺乏良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导致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粮食生产和供应体系难以建立和维护。更为严峻的是，这些国家通常面临长期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困境，无法为社会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经济贫困和社会动荡直接导致了粮食安全的丧失。

以埃及为例，该国的农业资源有限，约3万平方公里的农业耕作面积无法支撑超过1.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埃及不仅面临粮食生产无法满足需求的困境，还因缺乏有效的生产体系和技术支撑，导致农业产值较低。加之国家长期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埃及无法通过外部进口获得充足的粮食供应。因此，埃及的粮食问题，尤其是其对粮食的依赖程度，暴露了其国家治理和经济结构方面的根本性缺陷。

    与埃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尽管新加坡几乎没有农业生产，其狭小的国土面积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使其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然而，新加坡凭借强大的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基础，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其人均GDP居于世界前列，经济高度依赖外贸。通过这些经济手段，新加坡能够通过全球市场获得所需粮食，并确保其国民的粮食安全。在新冠疫情期间，新加坡凭借着完善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体系，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粮食供应，不受局部市场波动的影响。新加坡的例子表明，粮食安全并非单纯依赖于农业生产力，而更依赖于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财富和贸易能力能够有效确保粮食供给。

    因此，从粮食安全的层级进阶来看，粮食安全的发展必然是从“生物-物理-经济”层级的逐步进阶。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可以兼容低层次的安全保障，即财产形态的安全能够兼容物理形态的安全，物理形态的安全能够兼容生物形态的安全。而反之则不然，这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跃迁。显然，在一个依赖“开仓放粮”来赈济灾民的时代里，不可能出现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来帮助实现粮食的高效生产和精准分配。

粮食安全的层级进阶揭示了社会进步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从最初的依赖自然环境和人类身体储备的生物层级，到通过储备和流通解决区域性粮食不足的物理层级，再到通过全球化市场和经济手段优化粮食资源配置的经济层级，粮食安全的保障体系在逐步完善，并趋向更加灵活和高效的管理模式。这一进阶不仅关乎粮食生产力的提升，更与全球治理能力、国际合作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紧密相关。

五、中国的粮食安全现状

    中国的粮食安全现状已逐步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超越了单纯的物理储备和自给自足的需求，进入了经济形态的粮食安全层级。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成功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还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政策调控、技术创新和有效的农业生产体系建设，稳步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尤其是在粮食生产、储备体系建设、农业技术研发和政策引导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营养不良率已降至2.5%，这一数字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且在全球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这一成果不仅体现了中国在解决基本粮食问题上的努力，还反映出国家在提升人民营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粮食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直观地说明中国粮食安全的整体水平：到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猫狗的数量已超过1.2亿只，而流浪猫狗的数量也大致相当。如此庞大的宠物和流浪动物数量，在全球粮食安全尚不稳定的国家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在粮食生产上的供给能力已经足以满足庞大人口及宠物需求，并且拥有多余的粮食供给以至于可以养活大量非人类动物。

    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表现并不仅限于此。2023年，中国三种主要粮食的亩均净利润仅为75元，而2018到2023年间的平均亩均净利润为52元，其中部分年份还是亏损。这一数据简介反映了中国粮食生产的结构性过剩问题。例如，一些低效或过剩的粮食种植仍然占据了大量土地资源和生产要素，未能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

    总的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经济层级。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家通过政策调控和科技创新，确保了粮食的充足供应和人民的营养改善。然而，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粮食生产仍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提升生产的可持续性与效率，从而保持粮食安全的长期稳定。

六、政策启示

    整体来看，中国粮食安全水平已经处于全球第一方阵。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灵活调整现有政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国家粮食安全的韧性，可以更好地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并保持长期稳定的粮食供给。站在未来发展视角，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1. 合理调节农业生产结构，构建更具弹性的粮食生产体系

    中国应当理性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不再单纯追求谷物产出数量，而应将目标转向农民收入的提高，促进生计农户的转型。在小农户代际更替的大背景下，赋予农户更多的农业生产决策权，鼓励农民参与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的构建，提升其生产自主权与生产积极性。通过政策引导，帮助农户逐步过渡到更加高效、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模式，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的整体稳定性和生产力。

2. 更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吸收外部先进技术与资源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海外资源，尤其是在农业科技、种质资源和产品种类方面的优势。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广泛吸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国内农业的生产能力。例如，可以考虑在现有配额制度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增加配额使用的灵活性。再如，扩大转基因技术的开放和应用，增加种质资源来源的多样性与稳定性。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更强的支撑。

3. 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带来了推动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机会。通过这一平台，中国可以带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现代农业服务水平。通过技术合作、资本流动、人才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增进当地居民的福祉。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全球粮食安全，也将助力实现联合国的“零饥饿”目标，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粮食安全作为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涉及生物、物理和经济等多个层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粮食安全的层级逐渐从最基础的生物安全，向物理储备和经济保障的更高层次演进。粮食安全的层级进阶并非简单替代，中国经验表明：唯有将生物层级的底线思维、物理层级的风险缓冲、经济层级的全球博弈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韧性安全。未来的粮食安全之争，本质上是治理能力升级和全球农业资源配置之争。